自英倫銀行干預市場以穩定英國退休系統，而投資者也日益關注歐洲會否出現銀行危機之時，市場上開始出現另一種主張，提出國際局勢不穩或能驅使美國聯儲局改變目前的緊縮貨幣政策。
參考過去近四十年的歷史，也許能夠了解聯儲局如何應對在美國以外發生的不穩定性。
曾就國外危機調整政策
回首1980年以來，美國加息周期往往伴隨着在國內外的不確定性，這包括銀行倒閉、資產泡沫爆破或是全球信貸危機等，而在這10次危機中，有4次發生在美國境外，並促使聯儲局改變貨幣政策。
美國銀行業在1970年大量向拉丁美洲的能源生產和使用國放貸，貸款額從1970年的290億美元，大幅增長逾十倍至1982年時的327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美國銀行資本近176%。
在1979年獲委任為聯儲局主席的沃爾克（Paul Volcker）大幅加息以對抗通脹，導致大批貸款需要重組，並危及美國金融體系，聯儲局後來調整加息政策，這也成為了當局為了境外金融危機而改變政策的首例。
當國內可能受累才行動
超過十年後，墨西哥成為1994至1995年危機的中心。與美國貿易關係緊密的墨西哥，本已面對債台高築、政局不穩和貨幣滙價波動的問題，而美國加息為這個危如累卵的局面造成重擊。
當時美國國內經濟不俗，失業率下降及製造業活動擴張，而整體通脹率超過當局所訂的2%目標，因此聯儲局繼續推進自1993年已開展的加息周期，到1995年中開始減息。
幾年之後，泰銖滙價大貶掀起亞洲金融風暴，印尼、韓國以至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皆受波及。聯儲局在1997年暫停加息，但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提供高達1200億美元貸款處理危機。這場巨風在1998年中蔓延至俄羅斯，惟直至美國對沖基金公司長期資本管理（LTCM）受到牽連，聯儲局才採取行動。
聯儲局最終為美國14家銀行及華爾街券商提供36億美元援助，同時在1998年9至12月迅速減息75點子以穩定市場。
到了後來在歐債危機期間，聯儲局仍然按計劃結束第二輪量寬計劃，同時在2012年繼續收縮資產負債表，以致金融條件收緊，這情況直至美國經濟景氣轉弱，ISM製造業指數跌穿盛衰分界線，當局才開展第三輪量寬計劃，以避免歐債危機殃及美國。
視美經濟找儲局轉鴿契機
由此可見，聯儲局只有在1994年墨西哥危機時才先發制人地應對國外危機的威脅，但在1982、1998及2012年均是先留待相關國家或國際機構處理，並直至國內金融體系或經濟可能受到拖累時才調整貨幣政策。
基於美國失業率現時接近歷史低位，因此除非國外形勢導致美國國內經濟目前的有秩序放緩，演變成製造業或消費活動大幅收縮，否則聯儲局難望改變政策。
換句話說，投資者應注視美國經濟狀況多於寄望國外不穩定性，作為預測聯儲局「由鷹轉鴿」的契機。
韋立民（Norman Villa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