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已發展地區尤其是歐洲的經濟增長仍然疲弱不振，很多人更將目前的歐洲與1990年初日本經濟爆破作比較。究竟歐洲會否步日本後塵？
一）面臨人口老化生產力降
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美國及歐洲（包括英國）的名義增長率早已持續下降多年，主要原因是人口老化及生產力下降，這兩大問題並非新鮮事，而是已經出現多時。問題可以如何解決？最直接的方法是推延退休年齡至70歲左右，又或者引入移民。
西方國家的生產力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達至頂峰，此後一直下滑，原因眾說紛紜，例如欠缺重大的科技發展、初創企業數目大幅減少、科研金額有萎縮的趨勢等。外界未有公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口會繼續老化下去、生產力亦難見回升，結果是未來的名義經濟增長會持續處於低水平。這並非由金融海嘯所促成，亦非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可以解決。
無疑，與日本一樣，歐美受到了金融海嘯的重擊，但歐美的經濟狀況又是否與當年的日本一樣呢？
二）私人市場債務壓力較小
在2008年之際，歐洲、美國及英國的私人金融市場債務佔GDP比率分別達160%、170%及180%，這數字當然非常龐大，但在1993年日本資產泡沫爆破時，其私人金融市場的債務佔GDP比率卻高達230%，意味着歐美企業的去槓桿程度，遠較日本為輕，資產負債表可加快修補，重新站穩腳的速度也會比當年的日本企業更快。
在看債務時，我們也應一同審視資產，而私人市場的最大資產是房地產，雖然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歐美樓市大幅下挫，但如今歐美各地的樓價已差不多收復失地，相較之下，日本的樓市卻經歷了二十年的跌幅。因此，歐美私人市場的狀況，遠比當年的日本優勝。
三）貨幣政策難解核心問題
貨幣政策是否能夠刺激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回頭看，當年日本面對金融危機時的反應的確相對緩慢，相反，美國聯儲局及歐洲央行在應對金融海嘯時，反應就敏捷得多。但在長遠而言，貨幣刺激政策是否一個好的工具？筆者認為不是，原因是在泡沫爆破之後，企業最想做的是減債，即使貨幣政策如何寬鬆，企業都未必有意欲借錢。結果是信貸乘數持續下降，這情況就與當年的日本一模一樣。而且，實行超低利率甚或負息政策，並非全無成本。
四）財政政策加重政府債務
若然貨幣政策並非良策，那財政政策能否取而代之？政府增加開支以刺激經濟，當然是其中一個選擇，但前提是政府本身的債務水平穩健。在西方國家，政府卻是債台高築，而債務太多本身就是拖累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一。著名經濟學家Carmen Reinhart及Kenneth Rogoff在其著作《This time is different》對此已有詳細論述。
不要忘記，在過去25年來日本政府一直都積極地以財政開支刺激經濟，財政預算的赤字佔GDP高達4%，結果是，日本的公共債券佔GDP高達250%，政府財力不足，最後又要靠央行發債融資。因此，筆者對於這種財政政策的成效抱有疑問。
五）歐銀行業極需結構改革
在金融海嘯之後，歐洲的經濟復甦遠較美國為慢，原因之一是與歐洲的銀行問題一直未有解決有關。
歐羅區的銀行業面對龐大的壞賬問題，而在低息（甚至負息）環境下，銀行的息差收入受到嚴重的削弱，同時，銀行資本重組的進度不如理想。相對於美國，歐洲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銀行業結構過於分散。
銀行股票的價格一落千丈，導致銀行的再融資成本上升，拖低信貸增長，影響盈利，形成惡性循環。因此，筆者認為歐洲各國政府應考慮如何幫助銀行業渡過難關。
六）外部需求難以支持增長
歐美與日本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當年日本雖然面對泡沫爆破，但其時國際貿易正值蓬勃繁華之時，外部需求強勁，日本的出口也能受惠其中。
到了今天，大家都知道國際貿易活動處於下降趨勢，外圍的需求難以大力撐起歐美的出口。更重要的是，當前國際的政治發展形勢更是走在國際貿易及全球化的對立面。英國公投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等事件，在顯示全球各地都有本土化的跡象，不再信奉經濟或政治上的融合，在今年，歐盟多國又會舉行多場選舉，「疑歐派」的聲勢浩大，「本土優先」成為最熱門口號，為市場更添不明朗因素。當然，如果選舉的結果是穩定力量勝出，並能成功推行改革，則發達經濟體的增長前景會大大改善。
陳致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