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債與GDP比率在2013年達到120%，回到1945年戰後時期所見的水平。
儘管長久以來，美國寬鬆財政政策沒有引發問題，令一些投資者較為安心，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從成員國的經驗研究可見，如此債務水平往往是需要該組織介入的眾多危機之根源。此外，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在今年2月也指出，基於美國國庫債券的利息支出現時佔稅收15%，處於1980年代初前總統列根大灑金錢的水平，「利息支出上漲將對美國經濟穩定性構成風險」。
IMF應對債務重擔的處方是撙節支出和推行結構性改革。據美國國會負責任聯邦預算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在2023年的預測，若要實現平衡預算，美國聯邦政府將需要全面削減支出27%。
美稅務政策或出現變化
回顧歷史，美國行政與立法機關曾經在1980年代初及1990年代初，攜手透過加稅和削減支出（包括退休金褔利和國防開支），以使財政轉虧為盈。雖然在今年大選年且政治分歧巨大之時，難望當局能夠對症下藥，但在政治競逐落幕之後，投資者應預期美國稅務政策可能出現改變。
此外，就像資訊科技/外發活動在1990代提升生產力並帶來經濟繁榮一樣，美國在近年相繼通過有關基礎設施、晶片和通脹減緩的法例，以推行新工業政策，看來也為未來的投資繁榮期掀開序幕。當然，投資效益通常滯後顯現，但自環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歷固定投資增長疲軟的十多年之後，這新工業政策看來能夠刺激國內經濟生產力在中期開始增長。
新工業政策帶來滯後效應
基於稅務政策充其量在其後只會溫和調整，而新工業政策的利益大概要再多幾年才能呈現，美國決策當局便需要採取額外措施爭取時間，尋求削減負債以維持債務持續力。
美國聯儲局似乎已經開始運用其中一項工具，就是放慢縮減美國國庫債券持有量的步伐。在5月1日的議息會議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決定將縮減美國國庫券投資的規模，從每月600億美元下調至250億美元，全年計將使聯儲局需要額外持有4200億美元的國債。
這需求應有助美國政策制訂者推行另一策略，以使國庫債券孳息率低於美國名義GDP增長。借鑑歐債危機的經驗，歐洲央行買債，使意大利國債孳息率回落至與該國名義GDP增長率相若的水平，成功使意大利債務與GDP比率免於快速上升，並避過重蹈希臘的覆轍。
藉通脹推升名義經濟增長
另外，美國整體通脹率目前處於3%之上，也可能使維持通脹率較高成為保持名義GDP增長率也較高的其中手段。不過，由於美國社會保障和醫保支出均與通脹掛鈎，這將限制透過較高通脹以為經濟減債之成效，而若過度依賴利率相對於通脹/名義GDP增長率的策略，而沒有同時大力收緊支出，減債計劃未必奏效。
故此，目前來說，投資者應預期美國當局的緩兵之計，可能是繼續藉通脹超過趨勢和名義增長率較高，以避免國債孳息率出現全面重新定價的風險，從而等待與大選相關的政治僵局化解，以及新投資提升生產力。
對於債券投資者而言，或許有必要積極管理這些發展無秩序地影響債券的風險。在預期利率波動性將高於以往時，專注於收入（利差）策略會比承擔中至長存續期利率風險可取。此外，基於通脹率超過目標可能是其中的政策目的，通脹保值證券也有望提供一些防禦。
韋立民（Norman Villa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