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普遍定義通脹為:普遍物價水平穩定而持續增長。然而,在過去十年,金融資產的「通脹」與商品及服務中的「通脹」出現明顯差距,後者更成為量度實體經濟價格活動的傳統指標。
量寬續推高資產價格
全球多國在過去十年推行量化寬鬆政策,以支持經濟增長,推高了資產價格,但貨幣流轉率並未受到刺激,沒有引致明顯通脹。例如:美國的貨幣基礎自2008年1月以來增長5.5倍,但消費物價指數僅上升20%。若經濟需要形成通脹,貨幣增長必須輔以實際因素。
回顧最近數十年,影響通脹的最重要實際因素包括:緩和、顛覆、債務、人口及差異。由於戰爭會推高通脹,並通常以短期衝擊的形式出現,因此緩和(指各國之間的敵對情緒降溫)有助使通脹水平回落。電子商貿發展帶來科技顛覆,又稱為「亞馬遜效應」,則增加價格透明度,局限多種產品的加價幅度,令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變得平坦。
同時,自動化和各類科技發展亦不容忽視。研究顯示,雖然家庭債務有助提高某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但會削弱其後五年的增長表現,而租戶比例上升亦明顯增加家庭債務。人口是第四項推動因素,而多個國家已經受到預期壽命上升及出生率下降的雙重效應所影響,令經濟增長受到阻力。最後,在差異方面,財富集中在最富裕的人手上,令邊際消費傾向轉弱。
千禧世代成消費動力
目前,多國政府為降低失業率而推出大型的財政支持計劃,加上央行增加通脹組成策略和全球化浪潮減退,我們認為今後出現通脹的可能性較高。新冠病毒疫情、應對政策及政府有可能為解決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而加強干預措施,令政體改變的先決條件逐漸發揮效用,這個情況可能在美國特別明顯。與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情況相比,美國的結構位置有所改變,多項因素為貨幣流轉率提供支持。
隨着當局收緊貸款法規,美國銀行業的資產負債表經歷長期修復,銀行業體系現已更穩健。千禧世代現時佔美國人口比重最高,而他們正步入透過借貸來賺取更多收入的階段。在未來十年,這個世代所發揮的力量,有望成為美國消費市場的主要動力;而這個時期的家庭資產負債表會相對穩健,負債水平處於歷史低位,融資率亦創新低,後者是形成前者的原因之一。
稅務合作助重新分配
展望未來,我們認為通脹前景仍然樂觀,但整體通脹會維持偏低。2010年代中期的人口結構似乎最不利經濟增長,但自此已有所改善。緩和環境正在結束,超級大國再次在安全和貿易方面展開競爭,加劇通脹動力。另一方面,科技顛覆永久限制部分貨品的價格升幅及消除了經銷商,然而這股力量並無放緩跡象,將繼續形成通縮壓力。
此外,家庭債務繼續上升,令未來的消費受壓。與此同時,受全球流動稅基所影響,不平等問題將更難解決。但從某個角度來說,這項因素仍存在未知之數。如果各國能夠就全球稅務進行合作,並透過重新分配來提升收入中位數,則有望帶來轉變,應能推高物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