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往往認為穀物和油籽價格是受天氣及特定經濟因素影響，包括種植、生長和收穫周期以及庫存。但除此之外，宏觀經濟因素亦在農業中發揮着微妙的作用。例如，在七十年代大通脹期間，由於美元暴跌，農產品價格飆升。而由於聯儲局的緊縮貨幣政策導致通貨緊縮及美元反彈，農產品價格於八十年代回落。
即使如此，自1975年至21世紀初期間，美元的強弱與農產品價格的每日變動基本顯示為零相關性（介於-0.1和+0.1之間），當時兩者的相關性增強並變得更為負相關。
農產品價格與美元之間的負相關性日益增加，反映全球農業生產和貿易的結構性變化，增加了宏觀經濟因素的影響力。由於黑海地區玉米和小麥的產量飆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情況現時至關重要，尤其對於小麥而言。同樣，阿根廷和巴西的玉米及大豆產量亦大幅增加，使南美貨幣走勢成為兩種農產品價格的關鍵。俄羅斯盧布和巴西雷亞爾的走勢與主要農業市場關係密切。
另一方面，巴西和俄羅斯經濟深受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中國）發展所影響。雖然中國13億消費者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食品市場，但中國增長率的變化對農產品價格幾乎無直接的影響。倘若中國增長率為6%，而非7%或8%，中國消費者仍不大可能大幅減少購買玉米、大豆和小麥。另一方面，石油及鐵礦石和銅等工業金屬的需求增長將更為緩慢。能源和金屬是眾多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包括澳洲、巴西、加拿大和俄羅斯）的主要出口產品。中國對原材料的需求透過能源和金屬市場推動其貨幣價值。反過來，這改變了南美、黑海地區和其他地方農民相對於美國農民（完全以美元交易）的生產成本。
黑海地區和南美崛起
過去30年，美國小麥產量已從佔世界總產量的8%至12%下降至6%至8%之間。與此同時，黑海小麥產量已從佔全球產量的8%至12%上升至13%至15%左右。蘇聯解體後黑海農業生產力革命，使該地區轉變為世界領先的小麥出口地區，每年向全球其他地區出口相當於全球產量的7%至8%。此外，美國小麥出口以往佔全球產量的4%至5%，而現時約佔世界產量的3%。
美國仍然是主要的玉米生產國，在2010年之前，美國玉米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38%至42%，但此後已降至33%至34%左右。同一時期，南美產量從佔世界總產量的7%至10%上升至11%至13%左右，而黑海玉米產量從佔世界總產量的1%至3%上升至接近5%。就玉米淨出口的影響則甚為急劇。由於美國消耗了大部分產量，其出口量僅相當於全球總產量的5.5%，低於九十年代末及21世紀初的8%。與此同時，南美淨出口量已從佔全球產量的1%至3%攀升至佔世界產量的5.5%左右──幾乎與美國不相上下。過去十年，黑海的玉米淨出口量從零攀升至佔世界總產量的3%左右。
在大豆市場，自九十年代末以來，南美洲的總產量從佔世界總產量的32%增加至48%，而美國的產量已從佔全球總產量的47%下降至略低於33%。美國大豆淨出口量在佔全球產量的15%左右停滯，而南美出口量現時升至約佔世界總產量的23%，高於20年前的6%至7%左右。
毫無疑問，大豆和玉米價格與巴西雷亞爾兌美元滙率密切相關，而小麥價格走勢大致與俄羅斯盧布兌美元滙率一致。美國農民在某種程度上始終受美元影響，但愈來愈受到偏遠的地區事件的影響。巴西的財政赤字及退休金改革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或會令巴西雷亞爾走弱，並損害美國玉米尤其是大豆種植者。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健康財政狀況對美國小麥（以及可能玉米）農民則是利好。
中國經濟主導巴俄貨幣
不過，巴西和俄羅斯雙雙受中國主宰。在衡量中國的增長率時，必然關注該國的官方本地生產總值，這是一個非常廣義的衡量指標，其包括中國日益多元化的服務經濟。而衡量鐵路貨運量、電力消耗及銀行貸款的更狹義衡量指標（稱為李克強指數），與玉米、大豆和小麥價格以及銅和石油等其他商品的價格密切相關。此外，李克強指數還與巴西雷亞爾和俄羅斯盧布等主要農產品出口國的貨幣以及澳元及加元存在很強的相關性。
中美貿易戰對美國農民而言利淡，尤其壓低了大豆的價格，因為中國減少了美國供應的進口。即使如此，貿易戰已促使中國透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大幅放鬆貨幣政策。中國最近亦頒布了額外的減稅措施。其寬鬆貨幣政策已使得該國的孳息曲線變得陡峭，而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的孳息曲線一直為李克強增長指數和中國官方本地生產總值加速及減速的極佳預測指標。因此，倘若中國的增長對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有所影響，則不僅可能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亦會推動能源及金屬價格，並藉此推動主要農產品出口國的貨幣。有鑑於此，這可能提高巴西、俄羅斯和其他新興農產品出口國的生產成本，並緩和美國農民的部分壓力。
顯然，世界各地的農民現時不僅受天氣和美元影響，亦愈多地受巴西、俄羅斯和中國等地區的公共政策決定的影響。
Erik Nor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