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勝選且共和黨掌控國會兩院，再加上美國貿易代表潛在人選，意味着美國貿易政策將趨於強硬。基於此，我們預期亞洲貨幣將在未來一年備受壓力，並建議投資者對外滙嚗險進行避險。
亞洲貨幣中，哪些最容易受到衝擊？中國顯然是貿易關稅的主要目標，因此人民幣下行風險預料最大。我們預期美元兌人民幣2025年底目標價在7.5。儘管中國人民銀行或許不樂見人民幣快速貶值到7.4和7.5等關卡，但我們認為不應將7.5水平視為是「底線」，尤其是在貿易緊張局勢急劇升級的情況下。換句話說，我們對美元兌人民幣的預測仍有上修的可能。
關稅的不確定性以及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預料2025年將從前一年的4.8%減速4%)，預期出口型貨幣將繼續承壓，比如：韓圜、新加坡元、泰銖和馬來西亞幣。其中以韓圜的跌幅可能最為明顯，與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中美貿易戰期間一樣。當時韓圜貶值9.4%，幾乎追上人民幣10.4%的貶幅。
另一方面，由於經濟全球化程度相對不高，以內需為導向的貨幣，比如：印度盧比、印尼盾、菲律賓披索，在全球貿易緊張加劇時應較為抗跌。然而，這些國家依靠投資資金流入來平衡經常賬赤字，因此其貨幣並非完全不受避險情緒的影響。
至於日圓的走勢則可能別樹一幟。從政治角度來看，日圓或面臨升值壓力。我們留意到，特朗普此前曾批評日圓過於疲軟，日本決策者也不希望滙率跌破160。有鑑於此，日圓走強可能符合美日雙方利益。
在何種情況下，亞洲貨幣兌美元的下跌壓力得以緩和？我們有以下四項觀察：首先，美國聯儲局處於降息周期，意味着美國利率可能下滑，這將令美元漲勢受限。其次，倘若美國主要針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而不是對全球其他地區全面加徵關稅)，亞洲貨幣可能重演2018年6月至2019年9月期間的走勢，即貿易戰初期平均下跌約4%至5%，此後則陷入盤整。
第三，當前亞幣滙率大幅低於「貿易戰1.0」初期。尤其是韓圜和日圓較2018年6月時低逾20%，我們認為這表示部分關稅風險已反映在滙率中。相比之下，美滙指數DXY的估值在偏高水平，比2018年6月時高出12.6%。
第四，政治層面的考量可能促使亞洲各央行限制本國貨幣貶值幅度。特別是美國財政部在其半年度外滙報告(截至2024年6月)中，將內地、日本、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和德國列入觀察名單。我們認為這些央行應該也不希望其貨幣過度疲軟，以降低被列為滙率操縱國/地區的風險。事實上，當2019年8月美元兌人民幣升破7大關時，美國財政部立即將中國列為滙率操縱國，儘管並不完全符合其2019年5月外滙報告中所述標準。這意味着，相較於滙率操縱的嚴格定義，滙率走勢可能是更重要的評判因素。
陳得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