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70年間，美國政府債台高築且持續上升，並通常伴隨經濟活動放緩。然而，這兩者的關係並非那麽簡單直接。一方面是其因果關係值得爭論，另一方面是類似先有雞或先有蛋的爭論，即高額且持續上升的債務對經濟增長構成負擔，但低增長亦會引發政府開支、預算赤字及債務同時上升。
可幸的是，由於走出疫情封城階段的經濟反彈力度不俗，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下降，這相對而言是一則利好消息。
債務佔比增與通脹沒正相關
雖然這一點沒有任何歷史數據支持，但市場非常關注債務高企問題，以及其是否會導致嚴重而持續的通脹。審視1970年代以來債務佔GDP百分比，與通脹率（以核心個人消費支出（PCE）為指標）的相關性，結果顯示，隨着債務增長佔GDP百分比擴大，通脹率會下降而非上升。此外，近期的爭論是過去一年通脹飆升，在多大程度上是新冠疫情的供求錯配造成，抑或是隨着當局加大財政刺激措施的力度以緩解疫情，令預算赤字爆炸性上升所致，答案很可能是兩者皆有影響。
回顧過往，美國的「淨國民儲蓄」率於二戰結束後相對較高，但美國於戰後不得不自行在國内融資，以應付資金需要。現今不同之處在於世界其他國家極為樂意購買美國國債；另外，目前的償還債務成本屬於歷史低水平，所以撇除有意料之外的負面效應，聯儲局「為美國債務進行融資」的角色，是以極低成本進行的。事實上，市場預期淨利息支出金額暫時會保持較低水平。
從長遠而言，預期利息支出的負擔將會加劇。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未來十年，政府用於利息支出的預計增長速度，將超過其他支出類別的升幅。
增債務不太可能加快經濟增長
即使考慮到未來對淨利息支出升幅有任何惡劣情況的假設，我們仍然相信，美國債務違約的風險有限。
一般而言，政府可以透過一套協定方法減輕債務負擔。自疫情以來，美國一直採用其中一種稱為「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的方法，包括將利率保持在極低水平，令實際收益率處於負值。這個階段尚未告一段落，聯儲局則已於2022年進取地加息。
另一個方法是政府減少開支及/或增加稅收。由於疫情下的許多直接財政刺激措施已經取消，加上封城結束後的強勁經濟復甦，對稅收有利好作用，因此兩者都有利降低債務升幅。此外，政府還可以嘗試帶動增長及通脹，使分母（即GDP）的上升速度高於分子（即債務）。然而，現時通脹升幅遠遠高於經濟增長率，亦超過了薪酬及收入增長的速度。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信貸乘數」（credit multiplier）正在出現，代表隨着債務比率的飆升，每增加一美元債務所創造的經濟增幅，遠遠低於一美元的價值。換言之，撇除可能的短暫作用外，債務上升難以加快經濟增長。經濟持久增長的一大關鍵，很可能需要政府持續降低債務比率，從而擴大信貸乘數。
Liz Ann Sond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