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聲言會對中國乃至全球增加關税，在短期內，此舉或會引發通脹，但最終卻有可能帶來通縮，損害中國及全球經濟增長，甚至反噬美國自身。
關税導致通縮並有利美元走勢，驟耳一聽似乎矛盾，實際上卻非如此。要知道關税是一種負面的供應衝擊，性質類似於油價上漲，在短期內通脹雖會受刺激而上升，但長期而言則不利經濟增長，打擊收入並產生通縮效應。美國在2018年對中國進口商品大幅提高關税後，美國股市和債券收益率雙雙下跌，便反映了市場認為關税戰是一種通縮衝擊。
目前，美國從環球各地(不計入中國)進口的貨品中，約有四分之一徵收約4%關税，而有六成中國進口商品則徵收17%税率。特朗普於11月25日在社交網站發文稱，將於明年1月上任後簽署行政命令，對中國徵收10%關税，而對加拿大及墨西哥則徵收25%關税。特朗普於競選時曾揚言將會對環球所有貨品一律徵收10%關税，對中國徵收的税率更高達60%，有關政策最終會否落實，以及實行的時間點尚存很多未知之數。
無論最終方案如何，在是次關税戰中，筆者認為中國面對的潛在損害是可控的，而美國改為入口其他亞洲貨品以代替中國商品，則可能令亞洲經濟體受惠其中，但最終而言，亞洲的增長仍然會遭到削弱。東盟五國(即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及泰國)在2025年的經濟增長或會因而下降0.2個百分點，並在2026年進一步下降1個百分點。亞洲從美國進口的主要是資本貨物，而這些商品較少替代品，因此亞洲國家難以施加報復手段，而且愈是開放型的經濟，所受到的潛在關税衝擊就慾大。例如在2018至19年的中美貿易戰中，新加坡和香港的受到打擊便最為嚴重。關税的二次效應不容忽視。美國萬一真的對全球市場(除中國外)劃一實施10%關税，歐洲恐怕亦難以倖免。由於德國出口至中國的份額龐大，如果內地經濟因關税戰而放緩，那麼德國亦有可能遭到殃及。
另一邊廂，關税效應亦有可能會反噬美國。研究顯示，特朗普的主張一旦落實，第一年內美國的個人消費支出價格指數(PCE)將會上升0.9個百分點，實際GDP增長率則會降低1.4個百分點，原因是通脹升溫會拖累民間消費和投資，從而抵銷關税帶來的收益。
受到關税影響的國家，或會採取一些補償性措施來抵銷税收成本，包括降低利潤率、增加出口補貼及貶值貨幣等。如果其他國家打算透過貨幣貶值來減輕關税的成本，那麼美元便隨之升值。事實上在2018年至2019年間，人民幣便貶值超過14%，因此，關税戰也可能引發新一輪的貨幣戰。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聯儲局或會進一步減息以對抗美元強勢帶來的通縮壓力，繼而利好債券市場。
問題是其他條件並非一成不變。關税實施後的短期通脹上升，可能會使聯儲局推遲減息步伐。事實上，自大選以來市場已大幅下調減息的預期。但若經濟增長減速趨勢形成，減息周期便可能再次加速。所以在關税開徵初期，股市和債券市場或會面臨負面衝擊，其後則有機會反彈。但是，如果由關税引發的通脹比預期更居高不下，那麼美國便有可能出現滯脹情況，對決策者及投資者構成挑戰。
羅念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