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是時候作出範式轉移，即作出思維模式轉變。已發展市場央行低估了若貨幣政策並無考慮貧富不均時，民粹主義可能造成的影響。貨幣政策框架需融入「行為宏觀經濟學」，考慮經濟參與者的情緒和心理狀況。
儘管在過去30年，全球經濟急速增長，但貧富不均的意識日增，促使經濟和投資面貌出現轉變。富者愈富是幾乎所有國家的寫照，但無論在已發展市場或新興經濟體，中產階層和低收入人士的境況並無改善。技術勞工報酬不均，以至資本與勞動力回報之間的相互影響出現轉變，部分歸咎於全球化和科技發展。然而，央行政策加劇貧富不均的爭辯日漸備受關注。
量寬播下對抗種籽
自1990年代初以來，消費物價通脹是主導貨幣政策的主要因素，亦是現時全球多家央行的政策框架。可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央行致力避免經濟陷入蕭條，因此貨幣政策不再只局限於釐定利率。
以量寬政策為例，市場已廣泛接受央行重燃「動物精神」，鼓勵投資者持有較高風險的資產，從而發揮量寬政策的效用。
David McWilliams近日在《金融時報》表示，聯儲局在擊退經濟蕭條的同時，播下了嬰兒潮世代與千禧世代對抗的種籽。
貧富不均日趨嚴重，是歐美民粹主義再度崛起的重要因素。「特朗普現象」已不只是違反常規的表現，這現象已擴散至激進左翼，並茁壯成長。意大利民粹主義崛起的情況明顯不過；而德國在2015年改變移民政策後，為極右另類選擇黨造就了捲土重來的契機。在法國，「黃背心」運動發人深省。
這些轉變對西方政治和經濟秩序造成深遠影響，央行亦無可幸免。
把行為宏觀經濟學納入考慮
例如在2019年首季，聯儲局面對總統的高壓，作出迅速而影響深遠的政策轉向。主席鮑威爾在去年12月釐定財政狀況時，低估了股市的角色，但在3月份，當局的措詞完全逆轉，突然轉向以消費物價為目標。這是聯儲局在經濟衰退時期以外，作出最迅速和影響深遠的政策轉變。
在民粹主義當道的世代，自由民主社會在制訂政策時，需要考慮由貧富不均激發的社會憤懣，因為這很可能影響未來的政治現實。在金融市場，行為金融學的理據眾所周知，央行可從中借鏡，把行為宏觀經濟學融入其反應函數（reaction function）。
這對歐洲尤其重要，區內政府對大幅修訂財政政策避而不談，即使在「修正」由貨幣政策導致收入不均方面，稅務政策擔當重要角色。
歐洲央行必須重新思考其反應函數，並就達到2%通脹目標作出令人信服和明確的承諾。此外，歐洲央行亦急需制定一套廣泛的政策工具，例如向中小企和中低收入人士提供大規模信貸，儘管可能出現資本錯配的風險，尤其在經濟可能再度下行時。事實上，歐洲央行需要制定以貨幣融資但較溫和的財政政策，以備不時之需。
若歐羅區備受經濟急挫衝擊，民粹主義或會造成更猛烈的政治影響。政府以民主方式選出，意味若技術官僚機構（例如歐洲央行）繼續以狹隘的方式解讀其責任，或會無可避免地面對民粹主義的壓力，可能嚴重削弱其任務的形式和範疇。
總括而言，避免經濟陷入衰退是經濟和政治政策的當務之急，央行必須重新思考其政策的反應函數，以反映當前的行為宏觀經濟。
Salman Ahm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