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和歐盟經歷了長期的接觸。2019年3月歐盟委員會發布「中歐戰略展望」，文件將中國同時描述為「合作夥伴」、「談判夥伴」、「經濟競爭對手」及「推動替代管治模式的系統性競爭對手」。這標誌着中歐經濟關係開始進入一個新時代，除了「合作」這個此前長達二十年的主導理念外，競爭和對抗也會成為今後中歐關係的特徵。
歐洲取態更謹慎非因美國
許多分析人士，特別是中國研究歐盟的專家，將歐洲與中國合作理念的轉變歸咎於美國，並未正視歐盟其實有自己的理由，需要在與中國的關係中採取更謹慎的立場。另外一些觀點認為，中國的領導和決策逐漸與歐盟的價值觀背離。他們承認，歐洲由於堅持某些原則，隨着貿易和商業規模不斷擴大，歐洲可能要承擔高昂的經濟成本。一小部分群體，包括我自己在內，觀察到歐盟對中國的態度變得謹慎其實不僅出於價值或政治因素，還有經濟基本因素。換言之，歐洲國家如今從中國獲得的利益比過去少得多，這其中包括近年在經濟往來中最大的受惠者德國。
經濟因素亦左右歐洲立場
我們可以從這4個因素考慮：首先，自疫情大流行開始後，歐盟與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由於歐洲能源轉型需要大量進口關鍵產品，逆差可能只增無減，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只會加劇這一情況。對於中國在全球佔主導地位的產品（例如中國在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車電池領域約佔全球出口份額的90%，風電機組的全球出口份額超過60%），歐盟從中國的進口快速增加，使歐盟對中國的依賴程度變得更高。
其次，自疫情以來，即使現在中國已經放開防疫政策、重啟經濟，中國的進口增長也依然停滯不前。從歐盟特別是德國的進口停滯尤其明顯，因為中國致力推動價值鏈升級，對於機械、車輛零部件和化學品等中間產品，中國正在用自己的生產代替進口。這種轉變背後不僅是市場推動，也是中國的產業政策致力促進自力更生。
第三，歐洲在中國的投資受到3年疫情動態清零政策，和更嚴格的監管環境影響，特別是數據本地化和國家安全受到格外重視後。第四，中國對歐洲的對外投資更加針對戰略領域，無論是技術還是關鍵基礎設施。出於所有這些原因，歐洲決策者正在轉變與中國的經濟接觸模式。雖然中歐關係明顯處於降溫趨勢，但並非直接陡峭地下降，更像是過山車––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達到最低點，在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中國、強調互相尊重後達到最高點。
需妥善解決烏克蘭危機
然而，馬克龍之行遭到法國和歐洲的廣泛批評，他的舉動被認為沒有適當考慮烏克蘭和台灣的局勢，屬於倒退回與中國的「天真」交往。這種輿論也清楚地反映了歐中關係的未來發展方向。想要實現持久改善，需要更加平衡的中歐關係和妥善解決烏克蘭危機的方法。
就後者而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於4月26日的雙邊會談，可能為改善中歐關係帶來一些希望，但是這次期待已久的通話，背景同樣令人在意––這可能是針對日前中國駐法大使的失言進行的回應，他在法國電視台節目上質疑前蘇聯國家沒有有效主權地位，其中包括波羅的海國家等一些歐盟成員國。
中歐關係正在經歷劇烈波動，並且未來趨勢明顯並不積極。這一現實並非如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的完全出於美中緊張局勢的影響，但這是一個明確無誤的訊號，顯示歐洲已經意識到從與中國的關係中獲得的經濟利益正在減少，這一因素遠超過其他重要的政治和價值考量。
艾西亞(Alicia Garcia Herre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