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部分提及過的論文指出，指數成分股因為指數供應商決定，會有不同程度影響，有時它們會屈服。例如聯合利華（Unilever）放棄了在阿姆斯特丹整合總部的計劃，因為這樣做會導致其股票在富時100指數中被移除。這完全本末倒置，亦令遷移總部可能帶來的好處無法展現出來（雖然我們很難知道結果）。
A股納入指數很政治化
有時候，成分股公司則不會溫馴地屈從，而是會施加壓力予指數供應商，讓它們改變主意。譬如論文提到中國官員會和評級機構爭辯，他們國家的股票該如何受對待。正如論文作者們所指出，縱然中國限制境外投資者的股票擁有權，MSCI和富時羅素仍然決定將中國A股納入它們的主要新興市場指數，並非「技術上的操作，而是高度政治化的過程。」
指數成分股並非唯一的說客。作者們也引據了來自主要指數型基金公司：領航、貝萊德和道富集團的影響。這些公司有從營運、行銷到推廣的諸多原因，偏好某些指數的編製方法。究竟指數供應商的最大客戶，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指數供應商提供的產品？而它們又在多大程度上應該這樣做？
成分股及客戶也有影響力
作者們認為指數供應商作為「守門員」，在談判中理應佔上風──《金融時報》關於此論文的報道中也持同樣意見：「指數供應商正悄悄地建立巨大權力。」這也許正確，但亦不應小看其他持份者帶來的影響。無論如何，結果都是一樣：指數供應商，聯同它們的指數成分股及客戶，「影響投資決定和企業治理常態。」
3項研究主題建議
作者們頗恰當地沒有提出建議如何作出改變。畢竟，誰能說在指數供應商取得權力前，全球資本配置的過程從前是更好？比起提出改變，論文總結出3項研究主題建議。
首先是指數建構的決定。在決策房中發生了什麼事？作者們希望知道更多指數供應商如何衡量各方利益，以及指數供應商決定有多大程度反映競爭擔憂，而非純粹投資議題。他們提出一個「廣泛以訪問為基礎的研究」來回答這些問題。
其次是企業治理標準。指數供應商被視為企業治理的「標準設定者」。它們是改變的領袖，還是改變的跟隨者，抑或是兩者之間呢？有沒有一間公司（作者們提出或許是MSCI）制定規則，而其他指數供應商傾向跟隨？針對分析每間公司的指數編製方法如何隨時間改變，有助解答這種問題。
第三是國家關係。指數供應商就不同市場對待投資者的各項議題，例如參與渠道、財務報告等的處理，會影響國家如何規管它們的金融市場，尤其是新興市場。作者們認為，綜合量化研究和「對個別國家進行訪問為基礎的個案研究」，可幫助理解指數供應商的角色。
這些是具建設性，而且明智的建議。合適的機構（全球監管機構？）採納這些建議將會很有用。
（二之二）
John Rekenthal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