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前,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今天香港困局「好比一團混亂的死結」。之後幾周,局勢未有緩和,反而更趨激烈。不過走到這一步,投資者反而應該更關注香港。如果事件能夠和平解決,或者局勢降溫,港股可以大幅反彈。
當然,最大問題就變成了這局勢如何能解。半個月前,曾俊華盼雙方各多走一步,解開矛盾。到了本周,李嘉誠亦希望執政者對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實際上方法早就寫在牆上,只在乎主政者是否「一念天堂」。
約翰•羅爾斯一派的政治學家認為人的成就,其實與他的環境息息相關。假如籃球運動不存在,姚明和易建聯就只是奇怪的高個子,未必能名成利就。
回顧筆者人生,實在是幸運。我生於1980年,成長於香港最輝煌開放的八九十年代,有幸得到第一世界的教育,終於考入麻省理工。畢業後考入投資銀行,師從名宿老將。我雖一口港式英語,但又在紐約嶄露頭角,靠兩件法寶:第一,我是第一代會用互聯網的員工,上司要什麼,先搜尋,再包裝一下,什麼問題都有答案。第二,我懂電腦而又沒去矽谷,所以可以將手上要做的報告以資料庫自動化,由以前要每周花幾個小時手動計數,變成十分鐘的自動程式。
2005年領滙上巿,房託制度正式在東京、新加坡、香港三個當時的主要亞洲股巿落實。舊東家急於開設亞洲辦公室,才會找上人在紐約的我。又因為房託在亞洲是新事物,故此在港一年,舊東家就叫我自行成立團隊,我才有幸在28歲就成為全球大基金的高級副總裁。
試出不一樣的辦法
現在我開設的公司略見規模亦非常幸運。我身邊聚集了一群經驗豐富的朋友,但又容許我帶領公司離經叛道。有時他們對我屢勸不止,最後只好看着我強行執行。幾年下來,其實失敗的計劃亦不少,只是我弄得灰頭土臉回來,他們會主動幫忙重整旗鼓。當然,離經叛道亦會試出同行巨無霸未想到或未敢試的辦法,令公司得以撐下去。
能夠有點成績,有賴有人願意給我離經叛道的機會。舊東家的直屬上司和先母同年出生,但是因為分析師必需獨立思考,我們可以隔着太平洋吵到互丟電話,十分鐘後心情平復,就拾起電話繼續討論。最丟臉的當然是堅持己見後,卻證明是自己錯了。上司不單沒有用「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壓我,更會幫我找到思路上的錯誤。
與制度開放分不開
正如羅爾斯所說,今天我所擁有的一切,與制度開放讓我離經叛道分不開。假如哥白尼、伽利略沒有離經叛道,也許今天我們還認為太陽圍着地球轉。假如喬布斯和蓋茨沒有離經叛道,也許電腦還是大如工廠,桌上電腦和智能手機仍是科幻小說之事。不容許年輕人離經叛道,社會就不會有進步。
推動變化,必然是錯多對少。簡單如寫一個專欄,我從來都未試過一筆到底,不需改正。年輕人必先懷有激情,才會有所行動。假如制度和我們這些大人,從十幾歲就強迫他們盲從制度,就等如硬將齒輪磨平,結果導致廣東話稱之為「滑牙」的情況。社會上只有滑牙齒輪,成不了完整機器。到時香港徒具虛殼,絕非任何持份者之福。寛大處理,不止救了孩子,亦可救回香港。
(編者按:楊書健最新著作《息賺秘笈》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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