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前，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說，今天香港困局「好比一團混亂的死結」。之後幾周，局勢未有緩和，反而更趨激烈。不過走到這一步，投資者反而應該更關注香港。如果事件能夠和平解決，或者局勢降溫，港股可以大幅反彈。
當然，最大問題就變成了這局勢如何能解。半個月前，曾俊華盼雙方各多走一步，解開矛盾。到了本周，李嘉誠亦希望執政者對未來主人翁網開一面。實際上方法早就寫在牆上，只在乎主政者是否「一念天堂」。
約翰•羅爾斯一派的政治學家認為人的成就，其實與他的環境息息相關。假如籃球運動不存在，姚明和易建聯就只是奇怪的高個子，未必能名成利就。
回顧筆者人生，實在是幸運。我生於1980年，成長於香港最輝煌開放的八九十年代，有幸得到第一世界的教育，終於考入麻省理工。畢業後考入投資銀行，師從名宿老將。我雖一口港式英語，但又在紐約嶄露頭角，靠兩件法寶：第一，我是第一代會用互聯網的員工，上司要什麼，先搜尋，再包裝一下，什麼問題都有答案。第二，我懂電腦而又沒去矽谷，所以可以將手上要做的報告以資料庫自動化，由以前要每周花幾個小時手動計數，變成十分鐘的自動程式。
2005年領滙上巿，房託制度正式在東京、新加坡、香港三個當時的主要亞洲股巿落實。舊東家急於開設亞洲辦公室，才會找上人在紐約的我。又因為房託在亞洲是新事物，故此在港一年，舊東家就叫我自行成立團隊，我才有幸在28歲就成為全球大基金的高級副總裁。
試出不一樣的辦法
現在我開設的公司略見規模亦非常幸運。我身邊聚集了一群經驗豐富的朋友，但又容許我帶領公司離經叛道。有時他們對我屢勸不止，最後只好看着我強行執行。幾年下來，其實失敗的計劃亦不少，只是我弄得灰頭土臉回來，他們會主動幫忙重整旗鼓。當然，離經叛道亦會試出同行巨無霸未想到或未敢試的辦法，令公司得以撐下去。
能夠有點成績，有賴有人願意給我離經叛道的機會。舊東家的直屬上司和先母同年出生，但是因為分析師必需獨立思考，我們可以隔着太平洋吵到互丟電話，十分鐘後心情平復，就拾起電話繼續討論。最丟臉的當然是堅持己見後，卻證明是自己錯了。上司不單沒有用「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壓我，更會幫我找到思路上的錯誤。
與制度開放分不開
正如羅爾斯所說，今天我所擁有的一切，與制度開放讓我離經叛道分不開。假如哥白尼、伽利略沒有離經叛道，也許今天我們還認為太陽圍着地球轉。假如喬布斯和蓋茨沒有離經叛道，也許電腦還是大如工廠，桌上電腦和智能手機仍是科幻小說之事。不容許年輕人離經叛道，社會就不會有進步。
推動變化，必然是錯多對少。簡單如寫一個專欄，我從來都未試過一筆到底，不需改正。年輕人必先懷有激情，才會有所行動。假如制度和我們這些大人，從十幾歲就強迫他們盲從制度，就等如硬將齒輪磨平，結果導致廣東話稱之為「滑牙」的情況。社會上只有滑牙齒輪，成不了完整機器。到時香港徒具虛殼，絕非任何持份者之福。寛大處理，不止救了孩子，亦可救回香港。
（編者按：楊書健最新著作《息賺秘笈》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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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書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