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是一個驚人的理念 - 最邪惡的人會做最邪惡的事, 而所有人卻都可以得到莫大的好處。」 -- 凱恩斯
1936年，凱恩斯在出版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前夕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文藝界朋友，當時英國著名戲劇作家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凱恩斯在信中寫道：「我相信我正在寫一本有關於經濟理論的書，這本書將使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發生一次徹底的革命。」《通論》出版時，美國和全球經濟正陷入1929年股市崩潰後的經濟大蕭條，對當時的社會帶來了相當大的衝擊。這本著作恰得天時、地利、人和，非常暢銷，並很快成爲了一本必讀的經典。
凱恩斯理論明顯有別於當時經濟學家們的理論共識。他經濟分析的出發點是以總需求和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爲基礎。凱恩斯爲政府在波動、混亂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上，應扮演積極的角色奠定了理論基礎，並深刻地影響了其時羅斯福制定的「新政」(New Deal)。凱恩斯革命性的思維認可了政府可以用政策干預市場，與當時古典派提倡以自由市場進行資源配置的見解大相徑庭。凱恩斯主義的新理念自此亦一直影響市場，直至70年代油價不斷攀升令美國經濟再次陷入嚴重衰退，有關經濟管理模式才最終被貨幣主義所取代。
然而，新古典派經濟學者對凱恩斯主義的闡釋，僅僅局限於在經濟困難時期採取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 -- 凱恩斯革命也因此而迷失於新古典派經濟學的闡釋之中。如果現實世界果真如他們所假設的一樣處於一個平衡的狀態，那麼爲甚麼自1980年以來出現了這麼多次全球性金融危機，同時央行每次都不得不進行市場干預(焦點圖表1)？可惜的是，有別於愛因斯坦、馬克思、弗洛伊德和達爾文等其他著名學者，凱恩斯52歲方才出版他的集大成之作《通論》，而書出版後不久他又不幸患上嚴重的心臟病。因此，凱恩斯未能完全參與市場後期註釋他作品的過程，而他的作品本來就十分晦澀難懂。不久之後，凱恩斯革命便突然告終 - 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筆者認爲，理解凱恩斯主義的三大關鍵要素是經濟周期、系統不確定性以及社會主義性質的投資取向。在分權式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食利者以桿杆方式投資於由政府政策扶持的，具有極強周期性的經濟。經濟系統這種表面上的平靜鼓勵了更多的桿杆投資，增強了投資者的投資收益。但凱恩斯在他的《通論》中寫道，「爲了會議室開會使用的，以及爲精心管制的市場而設的一切亮麗而有效的投資技巧均有面臨崩盤的一天」。由於「公衆憑其心理預期而決定投資金額度，並最終影響產出和就業水平」，在凱恩斯主義中描繪的經濟總是在努力地趨向經濟平衡點，而並非運行至平衡點後便一成不變。
如今，當年的4萬億元人民幣經濟刺激政策的後遺症圖窮匕見，許多人都將其歸咎於市場在經濟深陷危機時過度依賴於凱恩斯主義政策。但筆者不能苟同。凱恩斯主義本身並無大礙，但在中國卻缺乏合適的運行的環境。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權制把這些解決方案產生的收益，不公平地劃分給了許多擁有資源的國有或相關實體，而大眾卻並沒有從此得到太多的利益。收益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匹配，違反了凱恩斯的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投資分配原則，並強烈抑制大眾參與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在一個以特權分配資本的體系中，財富分配體制被扭曲。群眾苦苦地儲蓄，卻最終只落得爲少數特權機構提供廉價資本去進行缺乏效率的投資，而少數特權機構繼續從中累積投資收益。最終，由於邊際回報率不斷下降，經濟的發展止步不前。
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派經濟學近日的爭辯反映出了許多人已經意識到舊有模式已無以爲繼。在最近召開的「十八大」會議上，中國領導人指出下一步的發展方針「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歧路」。新政策特別關注了全民社會福利，以及允許私人資本涉足之前只有國資方能參與的行業項目。我們在這篇短文對凱恩斯的詮釋無疑仍然有失偏頗。我們活在一個過渡式的，或者又有可能是跨越式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完善的機制，使擁有資源的一方將義無反顧地採取行動以爲廣大人民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依靠個別人的積善。之後，我們便可理所當然地成爲一個凱恩斯理想中的凱恩斯主義者。
洪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