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筆者與同事討論經濟前景，發現環球經濟正處於轉捩點，有機會從全球化及去監管化，轉向至民粹及保護主義。
在作出投資決定時，政治往往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考慮因素。在最近舉行的法蘭克福投資論壇上，我們發現，如今的政治環境及風險無可避免地是很多投資者的關注所在，例如今年6月舉行的脫歐公投、11月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選舉和意大利的公投活動，對投資市場或帶來頗大影響。
全球政策來到分岔口
當我們仔細觀察時，發現這些事件可能不只是短期的偶發事件那麼簡單，背後似乎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
自1980年至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這個世界明顯是朝向全球一體化及去監管化的發展方向，國際企業的足跡遍布全球各地。由於貿易壁壘逐步解除，貨品價格下降，消費者受益良多，跨國企業的生意亦愈做愈大，透過提升物流效率及經濟規模，令盈利得以擴大。但另一方面，欠缺競爭力及規模的本土小型製造業，便往往成為被犧牲的一群。
要數到全球化的「贏家」，非跨國企業及亞洲國家莫屬，中國更憑着便宜的勞動力而成為「世界工廠」。相反，成熟國家裏面的中低收入勞工以及本土公司，其價格不及亞洲貨品便宜，成為了全球化下的「輸家」。
幾十年來，政府競相吸引跨國公司，即使這些公司對當地就業其實沒有多少幫助，也未有帶來太多的經濟增值。這種趨勢卻推動了由債務資助的全球消費熱潮，並為那些沒有受到全球化傷害的人帶來了財富效應──互聯網和手提電話的普及，更成為了這種融合的催化劑。然而，如今全球化卻逐步放緩甚至有可能逆轉，筆者相信，我們已來到了一個政治上的分岔口。
- 英國的脫歐公投結果以致美國目前的總統選舉選情，反映了成熟國家的選民對於目前市場政策之不滿，在他們眼中，全球化的效益未能彌補當地勞工的損失。
- 跨國公司扭盡六壬，在全球不同的稅收制度中遊走，有些避逃天堂乘時而起，有時國家卻聲稱收不到應收的稅，結果是不少跨國企業都捲上了逃稅的醜聞。
- 各國政府在金融海嘯後推出的政策，似乎都未能有效刺激經濟復甦，社會上大部分人更無甚得益，相反，那些經濟政策只對富人創造了財富效應，形成貧富懸殊。
- 千禧一代──即1985年以後出生的人，迷失在高昂的大學學費貸款和無甚前途的工作之中，他們愈來愈不滿國家的民主制度被利用，只集中精力滿足嬰兒潮一代（即他們的父母）的需要，造成了世代差異及衝突。
- 人類歷史上一直有富人及窮人，但今天的經濟模式令地方勞工的工資難以增加，生活水平日益降低，加劇了財富和收入不均，並促成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
民粹主義取而代之
很明顯地，全球化及去監管化趨勢已經減緩甚至扭轉。歷史告訴我們，一旦這樣的趨勢開始，便可以持續一段時間。雖說這種政治趨勢對投資者的確切影響可能為時尚早，但有幾點值得各位參考。
首先，是幾個能加速全球化的國際貿易協定，例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都有些停滯不前。由於全球貿易約佔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40%，政客們對貿易協定的態度轉變，有機會令原本已脆弱的經濟增長雪上加霜。如果全球貿易本身是一個經濟體，它將是世界上最大的──幾乎是美國經濟規模的兩倍 ，但決策者卻很少這樣看待貿易。
其次，在過去幾十年的全球化中，跨國企業（尤其是貿易及金融行業方面）獲得了大量益處，但如果政治愈來愈傾向本土品牌及強迫地方稅收，則會大大打擊跨國企業。最近的蘋果與歐盟之間的稅收爭議，便可能阻礙資本分配和減少股東回報。筆者認為，世界不需要更多的摩擦，我們應當記住三十年代保護主義興起時對世界的影響。
第三，近來我們聽到各國政府提倡更多的財政和基建支出。在印度、印尼和非洲等未來的大經濟體，巨大的投資是必要的，同時，發達國家亦應該花費維修老化的基建。然而，這些投資必須以可持續的方向發展，並能有效提升經濟和生產力，而不是單純的為興建而興建。否則，只會與「龐氏騙局」無異。
第四，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們，必須面對福利制度所帶來的龐大成本、千禧一代對嬰兒潮一代所能獲得的福利之不滿，以及人口老化之挑戰，當中，以日本和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問題最為嚴重。事實上，即使在美國，目前尚未償還的債務佔GDP已達100%，若再加上那些賬面上的承諾，比率將大增至500%或130萬億美元。
最後，可以預見，移民和極端伊斯蘭主義興起，為整個歐洲和中亞帶來深遠的政治緊張局勢，這種緊張局勢所帶來的民族及民粹主義，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經歷的更為嚴重。現代世界不再以西方視角為依歸，世界力量也有可能重新洗牌。
陳致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