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在報章撰文，指出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有關「非法披露國家秘密」罪行的解釋，未能完全釋除公眾特別是傳媒工作者的疑慮。他關注，由誰來判定某項資料的披露，屬於「相當可能危害國家安全」，誰對「國家安全」的解釋有最後權威。
他又指出，政府對「公眾利益」是否可以成為抗辯理由的說法有點模糊，法案條文應對此有具體規定。而另一方面也要考慮，接納了公眾利益為抗辯理由，不管門檻有多高，會否給予當事人一種錯誤的使命感和自信心，在披露秘密資料時不去認真考慮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他又關注，將「煽動意圖」寫在法案裏，會否造成過大的打擊面，他舉例指出，如個別人士或族群之間的爭吵，很可能會引起相互間的敵意，是否也會構成「煽動意圖」，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
曾鈺成指出，香港經歷了2014年的違法「佔中」和2019年的「修例風波」，令社會認識到，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今次立法除了履行《基本法》第23條指明的責任外，還要全方位應對香港特區現在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國家安全風險，立法應涵蓋更廣泛的國家安全問題，認為是適當而必須。
不過，他指出，在社會仍存在深層次矛盾和複雜的國際環境下，部分市民對立法建議抱有不同疑慮是很自然的，他們提出的問題、質疑以至批評，與盲目攻擊和惡意煽動，有本質上的分別。
為了保證立法工作順利進行，得到廣大市民支持，他呼籲政府必須將市民真正關注的問題，與反對力量的敵意攻擊區別開來，敵對言論要有力反駁，市民的疑問和憂慮要耐心解釋。不能一聽到負面評論，便以對敵鬥爭的態度去打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