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遭遇困難的跡象接踵而至，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國內將會進入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時期。事實上，自國內抗疫初見成效以及疫情期間美國消費者支出激增，都曾掩蓋大陸經濟的深層次和具結構性的問題。
隨著房地產泡沫破滅，加上製造業活動萎縮，出口急速下降，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新高，慘淡的經濟數據還延伸到了遙遠的省份，個別省份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請求援助以支撐其財政。過去數十年的過度建設與日本二十世紀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類似，導致了過度投資。通過投資建設來推動經濟發展，雖然曾令中國實現了一段非同尋常的高速增長期；但現在，這種經濟模式似乎已經難以為繼。
中國經濟的繁榮得益於異常高比例的國內基礎設施和其他硬資產投資，從 2008 年至 2021 年間，這些投資平均每年約佔 GDP 的44％。相比之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全球的平均水平為 25％，美國為 20％ 左右。無疑自 1978 年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的人均收入增長了 25 倍，8 億多中國人擺脫了貧困，更加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主席習近平更在 2020 年提出，到 2035 年要實現 GDP 翻一番的目標。
不過，中國面對經濟增速急劇放緩，到底是只是官方所指「復甦進程中存在的階段性問題」，還是會演變為長期停滯，類似於日本自上世紀 90 年代地產泡沫爆破引致了多年的通貨緊縮和有限的經濟增長﹖
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中國西南財經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2018年中國城鎮家庭房屋空置率約為五分之一，即至少1.3億套房無人居住。另外，據內地媒體的報導，中國海南省儋州市的一個高鐵站耗資 550 萬美元建造，但由於乘客需求量太低，該站從未投入使用。與此同時，貴州雖然是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去年人均GDP不到7200美元，但卻擁有1700多座橋樑和11個機場，比中國四大城市的機場總數還要多。截至2022年底，該省的未償債務估計高達3880億美元，今年4月份更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請求援助，以支撐其財政。
太多地方官員依靠借貸建設來擴大經濟活動，但換來不少的浪費，而且導致地方政府財政非常緊張，甚至是債台高築。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顯示，截至 2022 年，包括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持有的債務總額已攀升至中國GDP 的近300％，已超過美國的水平，而在2012年這一比例還不到200％。而根據IMF的數據，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外的融資規模今年將超過9萬億美元。
不少經濟學家表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是中國轉向促進消費支出和服務業，這將有助於創造一個更平衡的經濟，也更像歐美等成熟的經濟體。但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中國政府採取措施鼓勵人們多花錢少儲蓄。不過，中央政府顯然對美式的消費模式持懷疑態度，也認為這種消費是一種浪費，而且也傾向認為此時中國的重點應該是增強其工業能力，並為與西方的潛在衝突做好準備。 在加強政治控制的願望的指導下，重點發展半導體這樣的硬科技，期望在半導體、電動汽車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上完全擺脫對西方技術的依賴。
然而，就如麻省理工學院（MIT）史隆管理學院黃亞生教授一篇名為 How to Kill Chinese Dynamism（如何扼殺中國的活力）的文章所指，不少學者都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認為中國發現和締造了「第三條道路」，即毋須依賴資本主義的必要體制元素，例如法治和自由市場。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似乎一直沒弄清楚，現在科技發明和高科技的發展，背靠的就是全球化。中國高科技企業家除了因為經濟高速增長的機遇，也因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提供西方金融和法律制度保護。全球化不只為中國帶來外國市場，還給予有利的體制條件和環球的風險資本。
不幸的是，香港似乎已從法治被拖進中國式的以法管治，而且在地緣政治緊張和經濟越趨孤立的大環境下發生；不久，中國或將感受到無法再把法治和其他創新驅動增長的基本元素外包（outsource）時，並可能要為嚴重錯誤理解基本經濟學而付上沉重代價。
一個不完全正確的觀點是，科技發展可以用錢砸出來。然而，與中國創投過去投技術、投人才的邏輯不同，現在都是政策驅動，最終結果必然是浪費的。更大的問題是，中國目前經濟現在是非常、非常困難，中國政府能提供龐大的經費肯定會減少，再希望可以用錢砸出科技發展，肯定是難上加難。
家族辦公室投資經理
徐立言（本欄每逢周一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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