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助理教授閭丘露薇】對上海疫情特別關心，因為家中老人、很多朋友都在上海。而在香港第五波疫情變得嚴重之後，有家在香港的朋友，決定全家去上海避疫。結果，結束了酒店隔離，緊接着趕上上海一直引以為傲的精準抗疫，只封鎖有感染個案和密接的住宅樓或者小區；然後，就是被稱為「全域靜態管理」的封城。快兩個月，過着足不出戶的日子。前車之鑑放在那裏，為何上海會依然重複香港走過的彎路？這裏面涉及到的，是決策中專業意見和政治立場的博弈，最終到底誰能夠主導公共政策。
中央再三強調，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親臨上海，要求「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專業意見在政治立場前退場，並不讓人意外。社會學家對於威權社會和專業之間的不相容，早有詳細的分析。在危機面前，政府決策當然需要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和高質量的訊息，但是在威權體制下不需要，也做不到。因為威權是必須削弱和阻礙專業化過程展開的，必定否認不同專業領域建立的共享觀念的獨立過程。專業化發展，是通過一系列制度來培養的，而這種專業化過程相對獨立，並且成為不同領域的權威。這種權威不可避免地會挑戰和質疑威權的決策，從而影響威權的權威性，往往被視為威脅。所以威權天然排斥專業意見，並且打壓和削弱專業的權威性。
這些日子，不少人提起五十年代末的麻雀清零運動。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為了避免麻雀禍害莊稼，全中國展開了包括麻雀在內的除四害運動，結果導致農田中的害蟲沒有了天敵，反而糧食欠收。一位年長一些的朋友說起，那時還在讀小學，也要參加打麻雀運動，因為每個學生必須上繳打死的麻雀，不然會被批評不聽黨的話。撲殺麻雀並不是中國首創，十八世紀四十年代的普魯士、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法國，都發生過，並且被一再被歷史和科學證明是錯誤的。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最終依靠一些科學家，執着的為麻雀翻案，用了五年的時間，毛澤東剔除了麻雀，改成了臭蟲。
文化大革命，為麻雀翻案的科學家們遭遇批鬥，罪名是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對偉大領袖。文革之後，科學家們被平反，也引發了一些反思，那就是如何尊重科學，以科學論據作為公共決策的依據和基礎，如何面對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如何不重複前人犯過的錯誤，以及當決策失誤，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反饋機制，糾正錯誤。面對病毒也是一樣，人定勝天的思維，早就被歷史證明過於主觀，尊重科學，尊重專業，才是制定最佳公共政策的基礎。
原文請閱5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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