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重臨金融市場，但市場卻不知道應如何應對。
於1990年代，金融市場的政治風險減退。央行的獨立性似乎將經濟政策從政治影響中分離。市場並不關心入主白宮的是布殊還是克林頓，只要聯儲局有格林斯平就好，結果令市場非常推崇央行政策，着重數學經濟，而忽視了政治問題。
了解政策如何影響經濟
自全球金融危機後多年來，政治經濟正逐漸冒起。政治經濟關心的不是選舉結果預測或政治事件猜測（這種黑暗藝術叫「選舉學」），而是了解政策會如何影響經濟，以及例如財富分布等政治問題會如何影響經濟結果。政治經濟亦是關於人們如何開始預測政策，並因而改變行為。
推動政治經濟冒起的主要因素，是很多地方都意識到社會收入差距有多嚴重。多年來，已發展世界的收入差距愈來愈大（雖然全球收入差距則有相當顯著的減少），卻為消費平等所掩飾。信貸使人們得以花費他們所沒有的收入，造成平等的假象。
社會收入差距變得明顯
隨着2008年後已發展經濟體的信貸增長瓦解，收入差距的現實變得更明顯；而突如其來地道出真相，更令影響更深，對人們造成挫敗感，使經濟背後的憧憬轉化為嫉妒。消費者從前渴望某些事物，並使用信貸來獲取；但現在只會生氣和困惱，因為他們即使辛苦工作，都不足以獲得他們鄰居所享受到的生活方式。
而在不少國家，大部分人都無法享受經濟復甦的成果，令情況雪上加霜。這種模式無論在出現結構性轉變的時期，還是經濟衰退過後，都非特別罕見，但令效果倍增的，是同時間出現這兩項因素。
尋找群體作為代罪羔羊
突然戲劇性地意識到收入差距有多嚴重，加上政治家談經濟復甦，但自己卻覺得無緣享受，於是助長了「代罪羔羊經濟」，即是某群體尋找另一容易識辨的群體，並針對他們視之為導致這種經濟狀況的原因。不同社會會以不同群體作為代罪羔羊，而且每次都怪錯對象，但可作為面對經濟痛楚時投放焦點的目標。
代罪羔羊經濟可引來政治回應。耽於偏見政治或反政治的政治家會掘起：「只要從經濟中除去這少數人的影響，一切都會變得美好」。
世界經濟效益更難預測
政治經濟正因此而冒起。為試圖應付社會的差距意識，現在的政策比過往多年來干預更重。當政治中心試圖應付這些民粹憂慮時，政策就會受反政治所左右。這為投資者帶來問題：經濟是全球性的，但政治則屬當地問題。政治經濟受文化及社會規範所影響。要遠距離了解政治風險極為困難，肯定比將數字套入數學經濟模型然後獲得標準結果困難得多。
世界愈來愈難為投資者所了解。隨着政治經濟冒起，投資者會傾向將金錢留在自己的地區，而不想投資於不清楚其政治風險的市場。最終，政治經濟可能令世界經濟效益更低、更難預測，和更不穩定。
作者英文名Paul Donovan，最新著作The Truth About Inflation於2015年4月經由Routledge出版。如欲查看其他研究，請瀏覽www.ubs.com/pauldonovan。唐納文在瑞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紀錄片中的評論，請瀏覽www.ubs.com/nobel。
唐納文(Paul Donov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