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退休的對沖基金經理Stanley Druckenmiller最近在彭博電視訪問上坦白承認:I couldn't have been more wrong(我錯得不能再錯了)。事緣他在去年底時曾警告,投資環境將會惡化,預測股市長期下跌的趨勢在醞釀當中,低回報期將要持續一段頗長時間。到今年6月時更表示,因為美國總統連串針對中國的Twitter推文,他由93%的持倉轉為零持倉,並轉為買入了一些美國國債,減低投資風險。
這位被喻為當代殿堂級的對沖基金經理之一的Druckenmiller,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於索羅斯旗下的量子基金操盤多年,更在沽空英鎊一役中一戰成名。離開後創立自己的投資公司,在2010年關閉旗下對沖基金(現轉為家族基金)前,不僅未有一年錄得虧損,更為投資者帶來平均年回報率達30%。
在這個彭博的訪問中,Druckenmiller不禁形容自己過於「保守」;又說自己變得相當「膽小」,已不如往日與其他對基金經理競爭表現時那樣,能夠毫不畏懼地信任自己及進行非常的交易。不過其家族基金今年回報仍勉強達到雙位數字,雖然遠遠落後標普500指數今年累計28%的升幅,但意味Druckenmiller在發現看錯市後,其實亦已着力修正看法和改變投資部署。
事實上,儘管強如Druckenmiller的投資高手,在改變立場時也顯得略為猶疑,某程度上也可能受到「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的影響。可以說,投資者很多時都會不自覺地犯上長期固執已見的毛病,原因是在形成這些觀點或信念時都付出了精力和時間;然而,這些耗費是過去已經付出且不可挽回的,但卻容易讓人陷入這樣的心理陷阱,做出錯誤的決定。
舉個例子,假設投資研發新產品需要1000萬元,但當完90%時,競爭對手已向市場推出同類型的新產品(性能更佳、更具經濟效益);問題A是,你應否繼續投入最後的100萬元(10%)的研發資金以完成項目﹖反之,在另一埸景下,投入新產品只需100萬元,但同類型的新產品也開始推出市場。問題B是,你應否繼續投入100萬元去研發新產品﹖
訪問結果發現,有逾八成人回答問題A時,會選擇繼續投入餘下10%的資金;與此同時,亦有八成人回答問題B時,會否決投入100萬元研發新產品。顯然,由於前者包含了「沉沒成本」,付出卻得不到預期回報而產生的心理不協調感,結果容易令人作出了應繼續投資的錯誤決定。
參考Druckenmiller最新的觀點,由於重新看好環球經濟能夠穩定地增長,目前持有銅、美股和日股,並且看好加元和澳紙,並同時沽日圓和長期美國國債。沿此思路,筆者認為,由於半導體被廣泛用於智能手機、筆電、5G和汽車等設備,其銷售表現也可視作為關鍵的經濟寒暑表。綜觀北美晶片設備出貨量自今年3月已有見底回升的跡象,趁市場對中美科技戰仍有一定戒心,個別晶片類相關股份亦具有一定的值博率,可騰出部分注碼博明年進一步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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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及相關人士持有Micron的財務權益)
家族辦公室投資經理
徐立言 (本欄每周逢一、三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