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聯儲局彷彿成為救世主，市場已習慣把化解金融危機及挽救經濟的希望全程付託。現時共和民主兩黨仍在國會角力，令第二輪抗疫提振經濟方案遲遲未見蹤影，惟有寄望聯儲局在貨幣政策上再獻新猶，透過「孳息曲線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壓低長息，從而降低借貸成本，已是市場眾望所歸的招數。不過，美國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總裁布拉德(James Bullard)卻潑冷水，認為孳息率曲線控制帶來的問題比答案多，更指美國在二戰後退市非常困難，差不多以「血淚收場」。
孳息曲線控制是為指定年期的國債設置孳息上限，然後不斷從市場購入這年期的國債，把孳息控制在目標水平，具體操作上，既不像調控聯邦基金利率(主要影響銀行同業隔夜拆息)，亦非無限量寬只顧買債數量而不太着重實際孳息水平。理論上，透過控制長息目標，可把整條孳息曲線拉低，特別有利於壓抑長期利率，從而刺激消費與投資，達到提振經濟的效果。
事實上，聯儲局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二戰時期也曾採用孳息曲線控制，當時主要目的是推低融資成本，幫助政府發債籌措軍費。金融界及學術界在不同時期都有進行研究檢討這政策得失。聯儲局曾在2003年的一份備忘錄作出總結，提出3個重點。
其一，是市場利率未必完全跟隨國債長息走。現時聯儲局的政策工具已遠較當年為多，不少更可直接調控市場利率，例如買入企業債、商業票據、中小企貸款等等，未必有需要重施故伎。
其二，是退市極為艱難。聯儲局一旦結束孳息曲線控制，便要沽出手上的國債，導致債價下挫，即時令其他持有國債的金融機構損手，故當年要由財政部發行息率較高的新債券，換取金融機構手上舊債券，變相由公帑承擔虧損。在現今民粹高漲的年代，當經濟復元至容許聯儲局功成身退，損失是否仍要由政府包底？
其三，布拉德所說的「血淚收場」，相信是指當年除了最終要納稅人承擔損失，更在聯儲局和財政部之間製造矛盾，並惡化至公開爭拗。二戰後通脹回升，迫使聯儲局要調高利率穩定物價，同時美國又因參與韓戰，財政部需要繼續維持低息為軍費融資，結果淪為一場痛苦角力。華府現時正加速發債籌錢拉動疫下經濟，國債總額剛於6月中突破26萬億美元大關。債務負擔沉重，不要說不斷狠批聯儲局的特朗普政府，即使將來由其他人入主白宮，恐怕也會施壓，令聯儲局陷於入市容易退市難的困局。
這當然不是主張聯儲局從此棄用孳息曲線控制，畢竟今時的環境不同往日，一來聯儲局重推量寬之後，資產負債表在短短3個月內增加約3萬億美元，本來就要面對退市難題。再者，聯邦基金利率已降至零，除非推行負利率，否則實在減無可減，但疫潮對經濟的打擊是史無前例，為盡快走出衰退，必須想辦法力壓長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似乎已留有一手，並不像對負利率般斷言拒絕，只說需要研究，大有機會等到最後關頭才使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