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在這漫長歲月，深圳與香港的關係不斷演變，從最早期由港商提供技術及資金打造前店後廠，到深圳發展起來與香港既競爭又互補，而未來則大有可能是深圳全面超前，與香港分道揚鑣。中央剛發布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年─2025年)》，描畫了未來的改革開放藍圖，推動深圳更上一層樓，在多個範疇有可能比香港更優勝。香港則陷入不進則退的困局，有別於內地的制度優勢及國際聯繫似乎日漸被蠶食，此消彼長之下，終將被取而代之，並非杞人憂天。
《實施方案》涵蓋方方面面，重點在於下放決策權力，並且不斷強調以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手段推動改革，讓深圳先行先試，打造為可吸引國際資金流入、適合國際企業營商、滙聚國際專才的城市，儼然是以超越香港為目標。
具體來說，在法制上，支持深圳擴寬經濟特區立法空間，在新興領域加強立法探索，依法制定法規規章。知識產權方面，開展新型法律保護試點，建設成保護知識產權標杆城市。至於引才，將探索優化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許可審批流程，放寬境外人員(不包括醫療衞生人員)參加各類職業資格考試的限制。金融發展則重提發行CDR(中國預託證券)，並會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構建與國際接軌的規則體系。
法治制度、產權保護、接軌國際，向來是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和條件，難怪《實施方案》一出，立即有不少聲音指深圳將大幅拉近與香港的差距，增強在大灣區建設的核心引擎功能，香港的角色將進一步淡化。
其實，中央賦予深圳擔當新時代改革示範區的使命，對香港也並非全然不利，因為兩地間競爭和合作並存，今次是一種互相激勵的助力，會否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反而更視乎香港自身的發展。
對於深圳的改革能否形成國際金融中心的關鍵體制，各方有不同見解。深圳前海曾一度被形容為第二個香港中環，但在2014年到2017年擔任前海創新研究院院長的本港經濟學者陳坤耀教授回港後表示，香港的角色不會消失，制度是不可能搬過去的，依制度而行的專業服務同樣不能，因為內地始終有一個更大的框框，涉及國家安全或利益層面，無論如何都不能動搖，正如前海有意試行普通法，結果未有成事。
那麼，若然是香港自己放棄傳統，甚至把固有的制度打爛，便是自毀長城，因此最重要是先做好自己。一方面，能否藉着《實施方案》中鼓勵深圳境內企業到境外上市融資、推動「數字人民幣」國際合作、開展本外幣合一跨境資金池業務試點等，強化本港的磁吸力。另一方面，香港也要向世界彰顯「一國兩制」無變質，繼續是國際大都會和金融中心。否則，外資與其留在一個與內地城市無太多分別的香港，倒不如直接走進深圳和上海。
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更多自主權，以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向前進。回看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洪流，深圳也曾遇上發展停滯，陷入瓶頸，惟始終沒放棄先行先試的制度特色，結果屢獲中央交託新使命，迎來一片新天。香港目前也走到關鍵時刻，若不好好維持制度優勢，豈不是自甘墮後，任人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