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教育大學香港研究講座教授呂大樂正奮筆疾書,打算探討「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與問題,怎料反修例風暴驟至,他察覺社會氛圍己變,將近乎完成的書稿收起。經歷過整年社會運動,以及其後疫情肆虐、《港區國安法》實施,他發現香港始終需要面對「一國兩制」,於是「不識時務」地重新動筆完成《尷尬》一書,以學者眼光,冷靜道出香港回歸23年以來,各方並未說清楚的十大尷尬議題。近年甚少接受訪問的呂教授,應本刊邀請筆談新書及香港時局。
--本刊記者鄭雲風
問:早前有中央官員表示,《港區國安法》落實有助香港穩定,繼而解決社會上的深層次矛盾,對此你感到樂觀嗎?如今當權者仍將深層次矛盾歸納為經濟、民生問題,是否突顯他們依然不願處理及回應較「尷尬」的政治問題?
答:政治總離不開兩端:在這一邊是暴力、鎮壓,很粗暴的,以增加反抗者所要承擔的風險、成本來阻止他們有所行動;另一邊是花言巧語、收買人心,以意識形態、論述來爭取民眾支持。在一般的情況下,是兩者的混合,愈能夠取得市民積極支持的政府,辦起事來事半功倍。以目前香港的狀態而論,恐怕是分歧很大,民意兩極對立,而特區政府沒有軟的力量,連親北京的、親建制的民眾也對它很有意見。現在實施《港區國安法》,是硬手段,可穩住局面(因為反抗者要冒着高風險來繼續行動),但不能一直單憑如此硬的手段,令社會政治氣氛變得較為穩定,從而以為這便足以令人心慢慢轉向,將來會積極支持政府施政。說到這裏,我當然明白某些人的想法,將「新加坡模式」套用到香港,不就可以了嗎?這個話題說來長篇,在此我只想指出兩點。一是香港人習慣自由選擇,他們或者覺得新加坡政府所提供的住房條件很好,但一般都不會喜歡政府政策所附帶的很多安排。要真的作出選擇時,他們是否會擁抱「新加坡模式」,又是另一個問題。二是特區政府領導層能說服香港巿民,他們是以績效為基礎的領導班子嗎?是否真的有能力已屬次要,更重要的是能否給人那種印象。今天,特區政府在群眾心目中既無信心,亦無信任,要重新建立一定的威望,這本身已是艱巨的任務。要在市民之中發展出一種積極支持的力量,談何容易。
穩住局面之後,所謂回歸民生議題,並順着這樣踏實的工作而取回市民的支持,這恐怕是想得太過簡單,甚至是一種近乎幼稚的想法。由工商界、愛國建制、到特區政府,對民生議題的理解太表面;嚴格來說,他們還未知道,究竟將香港放入國家的大局之後,應該問些什麼問題?做些什麼工作?坦白說,我們長期以來都不怎樣重視身邊的「鄰居」,從不了解它們有何強項,有何弱點。
原文請閱9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