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而這項議題與日本沖繩人長期抗爭的美軍基地問題，竟意外形成跨時空的對照。筆者認為兩者皆突顯了「地緣戰略要衝」如何被大國博弈轉化為「軍事化前線」，而在地居民的主體性與生存權，往往被國家安全論述所掩蓋。沖繩長達七十多年的反基地運動，或許能為烏克蘭危機提供超越軍事思維的啟示。
邊陲戰略要衝工具化
沖繩與烏克蘭的相似之處，首先在於其地緣位置被大國賦予的「戰略價值」。沖繩僅佔日本國土0.6%，卻集中了70%的駐日美軍基地，成為美國「第一島鏈」圍堵中國的核心支點；烏克蘭則因夾在北約與俄羅斯之間，成為雙方擴張緩衝區的角力場。筆者相信這種「戰略重要性」往往伴隨着災難性後果：沖繩在二戰末期經歷「鐵雨」般的沖繩戰役，烏克蘭東部如今則淪為壕溝戰地獄。當大國將特定區域定義為「前線」，在地社群便被迫承擔軍事對峙的苦果。
沖繩人深諳這種「被犧牲的邏輯」──美軍普天間機場緊貼住宅區、性暴力與墜機事故頻傳，但日本政府始終以「日美同盟」為由壓制沖繩民意。烏克蘭雖因抵抗侵略獲得道德正當性，但其國家存亡高度依賴外部軍援的現實，同樣可能使其淪為大國武器試驗場與代理人戰爭的載體。無論是沖繩的「和平憲法矛盾」或烏克蘭的「北約東擴爭議」，在地居民的生存需求往往被簡化為地緣政治的籌碼。
非武力文化韌性抗爭
面對結構性壓迫，沖繩社會發展出獨特的抗爭模式：他們以「非暴力」與「文化韌性」對抗軍事霸權。從1950年代「島守之魂」土地鬥爭、1995年美軍性侵少女事件引發的8萬人抗議，到現任知事玉城丹尼推動「減負擔外交」，沖繩人始終以地方自治體為支點，串聯國際公民社會，將「反基地運動」轉化為建構東亞和平網絡的契機。筆者認為這種「去武力化的安全想像」與烏克蘭「以軍援強化防衞」的路徑形成鮮明對比，卻可能更貼近長期和平的追求。
由沖繩的經驗可見，軍事化無法帶來真正安全。即使日本政府每年撥款數千億日圓「補貼」沖繩，但美軍犯罪率仍居高不下，且沖繩人均收入長期居日本末位。這與烏克蘭依賴西方軍援的困境類似──武器能抵禦侵略，卻無法治癒戰爭創傷，更可能加深對大國的依附。沖繩人透過地方選舉、國際訴訟、文化復興等多元策略，逐步將自身困境轉譯為普世人權議題，這種「以軟實力解構硬權力」的戰術，或能為烏克蘭戰後重建提供啟發。
構建公民導向安全論述
筆者認為沖繩問題的癥結在於「雙重殖民性」──既是美軍的佔領地，也是日本國內的邊陲。這種雙重壓迫促使沖繩社運者跳脫「親美/親日」的二元對立，轉而主張「沖繩自治」與「東亞非軍事化」。反觀烏克蘭危機，國際輿論多陷於「親俄/親歐」的敍事框架，卻鮮少關注頓巴斯居民的主體聲音。若烏克蘭能借鑑沖繩經驗，在抵禦侵略的同時培育跨國公民連帶（例如與俄羅斯反戰運動者合作），或許能為衝突找到更具包容性的解決方案。
值得警惕的是，當前西方對烏軍援已出現「以民主之名，行武器傾銷之實」的跡象。美國對外軍售常伴隨政治條件（如沖繩美軍基地的存續便與《美日安保條約》掛鈎），這可能使烏克蘭在戰後陷入新依附關係。沖繩的教訓是：唯有將安全定義權從國家奪回交予公民手中，才能真正打破「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循環。設立無核區、推動區域對話機制、發展非軍事經濟，這些沖繩未能完全實現的目標，或許應成為烏克蘭未來路線的參考座標。
沖繩人用數十年血淚證明：被軍事化的邊陲終將淪為「和平的祭品」。烏克蘭的悲劇再次驗證，當大國將安全窄化為武力平衡，弱小民族的苦難便成為必要之惡。筆者認為真正的解決方法不在於更多武器，而在於重建以「人的安全」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這需要沖繩式的草根運動、烏克蘭人的抗爭勇氣，以及國際社會超越地緣算計的道德勇氣。唯有當戰略地圖上的「前線」被還原為活生生的家園，和平才可能從地獄中萌芽。
日本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