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股權基金太盟投資集團舵手單偉建，縱橫商場數十載，作風向來低調，近期出版回憶錄《走出戈壁：我的中國和美國故事》（Out of the Gobi），首次披露歷經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前半生，獲前聯儲局主席耶倫背書。時值中美衝突，新著長踞亞馬遜暢銷書榜；在官方淡化「十年浩劫」、國家資本主義抬頭的今天，這位文革過來人強調以史為鑑，市場化才是國家出路。--本刊記者李潤茵
在金融圈內，單偉建有「野蠻人」的稱號。皆因他每次出手，總是無寶不落，無論對手是滙豐，抑或是深圳市政府，他都不留情面。九十年代，他以「雙贏方案」取悅南韓政府，用低價撼贏滙豐，拿下第一銀行股權，五年後轉讓渣打，回報足足五倍；千禧年代，收購國有銀行，撞上沙士爆發，他單刀赴會，與官方斡旋，破天荒入主深圳發展銀行(深發展)，五年後售予平保，賬面勁賺136.3億元。
每宗「大刁」回報動輒數十億，因為他懂得看時機，與時並進。回想當年在戈壁當苦力，年收入僅得10美元，那時他是位「知青」，文革期間流放內蒙。文革後成為首批外派留學生，曾在舊金山大學攻讀MBA、加州柏克萊分校讀經濟，耶倫是其博士論文導師；最後成為「長春藤教授」，曾任教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
「不知道國家歷史，很難了解國家現狀。」自問個人力量有限，記錄歷史是要警惕後世，單偉建說：「為什麼後來出現『改革開放』，就是汲取了計劃經濟的教訓。」
在戈壁的歲月，單偉建見識過官僚思維的禍害，當年為怕人閒生事，放着機器不用，也要逼人勞動，曾派他掘馬鈴薯，但沙漠溫差大，日間掘好沒收藏，晚間薯仔就凍壞，不過領導只顧「盲掘地」，不理大批收成凍壞；領導還訂下「經濟計劃」，偏執相信「人定勝天」，荒土都可種田，結果9000斤種子，只換來900斤收成，即使單偉建當年不懂經濟，心底也知道這是沒效率的行為。
「當年所有經濟活動，無一不受政府控制，無論養豬、養雞，稍有自留都是『資本主義尾巴』，導致經濟陷崩潰邊緣，整個體制束縛了增長。」他接着說：「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能快速增長，毫無疑問是因為『改革開放』，將國有經濟，變成市場經濟，後者特點在於，民營企業的產生、壯大和增長，使其在GDP比例，超過國有經濟。」
所以當馬雲揚言，有大數據就可搞「計劃經濟」了，單偉建直言「無稽」。「沒有市場哪有數據？沒有數據還談何計劃呢？」他以文革時期為例，襯衫只有「的確涼」，再沒有其他選擇，當消費者沒有選擇時，變相無法提供訊息，他說：「所謂數據就是市場訊息，當完全沒有市場，就成無米之炊了！」
原文請閱4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