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吾爾人有句話：『人生在世，除了死亡，其他都是塔瑪霞兒（玩耍）』。這樣的人生態度，對我影響深遠。」王蒙今年八十有三，講話時不忘自嘲，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也許是這種自信和幽默感，讓他捱過十年文革；2013年痛失相依60載的愛妻崔瑞芳，也很快平復心情，兩年後「第二春」再娶。
新疆改寫王蒙一生，但他與新疆的結緣毫不浪漫，最初只為避禍。1957年他因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被劃為「右派」，下放北京郊區勞改，1962年「摘帽子」後調入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文革前夕政治氣候轉差，其小說《青春萬歲》不獲審批，他嗅到危險的味道。
當時他認識幾位省市文藝部門負責人，可安排他到《新疆文學》工作。「我想，在新疆可以擺脫這些讓人困惑的問題，到了新疆就很明顯，首先是『熱愛祖國』，畢竟是邊疆地區，（重視）民族團結。」新疆山高皇帝遠，「政治正確」門檻低，容易保命。
太太崔瑞芳也支持申請「支援邊疆」。「我給她打個電話，她幾分鐘就答應了。」1963年12月，夫婦倆賣掉北京的笨重家具，帶着3歲和5歲的兒子出發到烏魯木齊，展開避禍之旅，1978年文革結束後才搬回北京。這位文革幸存者如今笑道：「那個年月在政治中心待着，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至少要打斷兩條腿，一條腿是不夠的！」
被逐伊犁 喝着牛奶「鍛鍊」
到新疆兩年後，文革爆發，他在《新疆文學》的編輯工作也做不成，黨委員、文聯領導找他談話。「他們覺得這個情況，最好的辦法是讓我去農村勞動鍛鍊，我欣然同意。『勞動鍛鍊』這個詞，可以做到八面合適，無懈可擊。」他頓一頓，享受台下的笑聲。「『鍛鍊鍛鍊』，誰能拒絕鍛鍊呢？」
1965年7、8月，王蒙被送到伊寧縣農村「鍛鍊鍛鍊」，當時正值飢餓的年代，但伊犁得天獨厚，不缺糧食。「這兩個月我不但吃飽，而且吃得過飽了！我是喝着牛奶『鍛鍊』的，咱們從大陸來的人，誰能在1965年喝着牛奶呢？」
王蒙寄居在一個農民的小房子，同室而眠，同桌而餐，在生活中體會到維吾爾人的豪邁激情。「文革剛開始，我到伊犁市黨校一個教授家裏作客，他叫了一個朋友來陪我，是蘇聯反修醫院的內科主任，個子不高，穿一件大衣，進門時鬼鬼祟祟，像賊一樣。他坐下來，從口袋掏出一個瓶子，原來是藥用酒精。我說藥用酒精不能喝啊，他說：『你知道什麼，我已經喝了兩年了！』」
節錄自9月號《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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