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電影《上流寄生族》橫掃美國奧斯卡大獎，成為歷來第一部非美國本地電影獲頒發最佳電影之餘，導演奉俊昊也捧走最佳導演獎項，頒獎結果讓香港人想再看這齣電影之餘，更想了解導演的個人故事。––時事評論員韓飛
今年50歲的奉俊昊，1988年入讀延世大學社會學系，曾積極參與學運、掟過汽油彈而被捕；這些經歷大概成了他後來出任導演的養份，在《上流寄生族》前，他已執導多部贏得口碑的電影。當《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取得4項大獎後，有網民便形容反叛的人才能創作出好電影，並拿香港的「衝衝子」來比較，說不要看輕在過半年掟過汽油彈的香港少年他日成就。
書獃子縱使「年年考第一」，但往往只懂按本子辦事，創意有限；相反，不循規導矩的人縱使惹人麻煩，但隨時更願跳出框架想出不同的辦法來。究竟過去半年多在香港街頭掟過汽油彈、站出來反對政府的年人或「衝衝子」，有多少最終成了另一個奉俊昊，多少看他們的造化，今天任何人也難以預知。可是，若把奉俊昊今天的成就，歸因於當年他曾掟過汽油彈、反叛過，恐怕是把問題過於簡單化；奉俊昊之能夠拍出好的電影，個人的經歷與能力之外，一切還需要社會大環境使然。一個社會，若能容許不同聲音，讓「怪咖」又或者離經叛道的人，也有空間可以自由發揮，那好的東西或好的電影才會在碰碰撞撞中成長。
南韓的電影發展，多少與其政治環境相附相成。1961年時任南總統朴正熙訂立《電影法》，以保護和培育為名，對電影業進行管控，對電影作政治審查；在那年那月，像今天對社會極盡批判的《上流寄生族》又或者回顧歷史傷口的《逆權公民》等電影，相信根本沒可能出現。
今天，不少香港人懷緬八十年代香港黃金時代，那些年香港電影業蓬勃，既有外在環境因素使然，而當年的港英政府縱使對出版或言論自由並非全無制約，但至少也容許一定的自由度來讓創作人可以天馬行空。然而，近年香港電影發展前景變得灰暗，當中與社會政治空間不無關係。看電影《十年》在香港電影界招來幾許風雨，再看涉及政治或稍稍敏感一點的電影在香港正式上映無期，要透過社區來公映。香港的創作空間也難以讓人樂觀，如此社會環境下，香港電影會還會出現另一位「奉俊昊」？
原文請閱3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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