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10年間,不同因素重塑環球貿易情況:保護主義抬頭、疫情後的供應鏈多元化需求、俄烏戰爭,以及不斷升級的中美緊張關係,導致環球供應鏈的重組,一方面對某些經濟體構成風險,另一方面也為其他經濟體帶來機遇。
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為2025年的亞洲宏觀形勢帶來挑戰,包括聯儲局可能會減慢寬鬆政策、美元走強,以及關稅風險。具體而言,由於亞洲出口與盈利之間存在高相關性,關稅措施可能會對亞洲股票造成重大影響。
不過,基於亞洲經濟體的多元性,其影響可能會有所不同。然而,短期的話,對中國以外的亞洲地區來說一般會是負面的:中國是不少亞洲經濟體的主要出口目的地,美國對中國貨品徵收高額關稅將會拖累內地經濟增長,從而降低對其他亞洲經濟體的出口需求。
同時,中國出口商可能會將過剩的產能轉移到亞洲其他地區,為當地製造商的利潤率構成壓力。印尼及越南等地區亦因此對部分中國商品徵收反傾銷關稅,而泰國政府也對中國的輸入性通縮進行調查。
亞洲貨幣或與人民幣(CNY)或同步走弱,這可能會限制亞洲央行進一步減息的能力。其中一個例子就是2018年至2019年的貿易戰期間,受到企業信心疲弱及特朗普政府的支持增長政策所拖累,亞洲貨幣與人民幣同步走弱。
一方面,在2018年至2019年的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期間,關稅及分散供應商來源的需求推動中國以亞洲進口取代美國進口,特別是來自東協的農產品及中間組件,來自日本、韓國及台灣的電子及機械。雖然達成了第一階段的協議,但是亞洲對中國的出口仍持續增加。
亞洲對美國的出口亦呈現類似模式。東協佔美國進口的比重從2017年底的7.3%,增至2024年10月的12.3%。台灣及韓國合共的佔比亦從4.9%,增至7.8%。
長遠而言,兩大結構性趨勢有望支持亞洲製造業增長。越南等地區的中國進口及美國出口同時上升,很可能是轉運(中國貨物經第三國轉運,進一步加工以避免美國關稅)的受惠者。然而,風險在於如果即將上任的特朗普政府進行審查,且有可能懲罰此類行為,這將對印尼、泰國及越南等地區造成影響。
其次,為降低供應鏈風險,企業正推行「中國+N」的供應鏈戰略,在中國境外投資新生產線。在2018年之前,流入內地的外商直接投資(FDI)淨額是東協的3.5倍,但在疫情之後,這一數字已變成東協的一半以下,突顯東協作為製造業基地的吸引力與日俱增。
美國的關稅措施對不同的出口商有着不同影響,這將取決於其產品是否容易被取代,以及他們對美國需求的依賴程度。一般而言,議價能力或利潤率較高的企業較易將關稅轉嫁予消費者或吸收這些成本。由於政治不確定性升溫,可能會令股票更為波動,因此建議投資者採取以上的質素偏好。
雖然企業信心會受到間接影響,但是面向本土增長的地區及企業仍然強韌。印尼及菲律賓等股票市場較傾向於本土市場,因此對出口波動或貨幣變動的敏感度較低。具體而言,印度較少受到貨物貿易的影響,擁有龐大的本土市場,且受惠於結構性的外商直接投資,並擁有充裕的外滙儲備,以應付貨幣波動。
雖然貿易存在不確定性,但是亞洲股市仍有不少值得投資者關注的長期因素,例如中國潛在政策支持所帶來的利好因素、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半導體及硬體需求持續,以及企業管治改革正蓄勢待發。採取主動的投資策略有助在當中捕捉高質素的機遇,並管理不明朗因素所帶來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