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10年債息在去年末再次上升，由2024年9月開始計算，上升已經超過1厘。美元滙價亦隨之上升，美滙指數DXY由去年9月約100，亦逐步上升至 108以上。當地通脹回落到3%左右之後，其實亦沒有繼續下跌。
當然，各大央行的2%通脹目標其實只是個約略指標，學術上也沒有太大理由，說明2%一定優於2.5%或3%。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打擊通脹，令通脹由逾10厘，下跌到4厘之後，隨後也儘量寛鬆，讓經濟重拾活力。但是最近當地公布的經濟數據，通脹似乎再醞釀升溫。而且特朗普似乎在1月20日一上任，就會大幅增加關稅，亦會進一步增加通脹壓力。
關稅對通脹的影響需要好幾個月去消化。少量需求堅固，對價格不敏感的商品，也許可以將新關稅全數轉嫁給消費者。但如果這些商品是其他商品或服務的零件，就會牽連再下游的產品和服務亦需修定售價，結果就要好幾個月才能完全反映。
但更多的情況是商品有一些的替代品或替代產地，但這些替代品本來都非性價比最高的選擇。例如，某零件八成採購自產地A，自然是因為巿場操作下，來自產地B的代替品競爭不過。如果加了產地A 10%關稅，那麼巿場就可能轉用產地B的產品。但因為產地B的代替品未必貴了10%，所以實際上對民眾的影響就會比10%少了。
當然，不同產地的出品，就算大家都跟從某個國際標準，實際上品質還是會有分別。不選用產地B的產品，未必只因為表面價格較貴。例如產地A的機件可能信譽良好，大家都相信可以連續操作兩年；而產地B的機件售價雖然只是一半，但可能只可以運作半年。那麼對需要持續運作的工廠來說，產地A的機件能運作4倍時間，那麼單價貴了一倍，其實平均成本也只是產地B的一半。
今次更難去分析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是因為政策並非只因為貿易矛盾或扶持本國工業，而是他希望透過關稅去增加聯邦政府收入，從而容許他進一步減免個人及公司的收入稅。本來，過去一百餘年，世界潮流是逐步走向收入稅，因為透過累進稅制，高薪一族和大企業可以承擔更多稅負，有利促進社會平衡。而關稅或正式消費稅都是間接稅，因為收入愈低，衣食住行等消費就佔了收入愈高的比重，結果間接稅往往是普羅大眾的稅負更高。
但由三、四十年前的香港、新加坡，再到近年的愛爾蘭，以及這10年冒起的中東經濟中心，直接稅20%以下，似乎又能吸引大企業及家族進駐和發展，因此，低稅制對歐美亦很吸引。但這些政府財政預算動輒佔了國民收入四成以上，如何以低稅收維持高開支就成了右派近年思考的問題。當然，阿根廷的做法最極端，乾脆大砍政府預算就好了。但美國聯邦政府要減亦非容易，因此關稅就成了目標。
但是，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超過6萬億美元，而美國所有外貿也只有不足3萬億美元。多徵全球10%關稅，就算外貿不萎縮也只能多收幾千億美元。因此，月底那一輪的關稅，似乎只是一系列計劃的第一步而已。面對這種不確定性，美元減息的速度將會更低，連帶港元也會在息口高原期繼續徘徊了。
楊書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