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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30日 推介文章

冷處理黑道介入 港官之恥

撰文:丁望 當代中國史專家

從香港民意走向、兩岸關係、國際關係糾結等因素去考察,「牽牛」的路線圖可解讀為三個時段:

第一,適度讓步時段:6月中旬高層拍板,「送中案」獲「暫緩」,這是「讓步政策」,香港出現「遊行假期」。

第二,7月底開始是「止暴」時段:高層提出「變質」論,稱市民的遊行已「變質」為部分極端分子的暴力活動,必須集中力量支持警方「止暴」。這是強化刀把子「鎮壓職能」、增強武力出擊的警號,或等待9月開學後,年輕人的抗爭能否冷下來,再定下一步行動。

第三,兼顧台灣選局時段:9月以後,有中共建政70周年大慶,有台灣大選的熱季,高層或力求「維穩」。「反送中」社會抗爭對民進黨蔡英文的選情有利,高層或仍需觀望民意有無變化,對港政策不致太極端(避免駐軍介入),以免對國民黨的「助選」失利。等到台灣大選落幕後,香港社會抗爭如未緩和,高層可能會採取很強硬的行動。

香港未來的局勢,最壞的是駐軍介入或實行戒嚴。

5年前,我發表〈如有緊急狀態或實施戒嚴法〉一文,分析香港如出現不可控制的亂局,駐軍可「協助維持治安」,法源是駐軍法第14條3款;據《基本法》第18條4款,人大常委會亦可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將戒嚴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

香港警方應有力量應變,沒有請求駐軍介入的迫切需要。但是,駐軍是否應介入,關乎軍委主席對局勢的評估判斷,他如果沒有耐心等待香港警方平息,便可能下令駐軍介入,甚至宣布緊急狀態。這樣的收場,必將使許多市民、外商對「一國兩制」完全失去信心,出現移民、資金外流潮。

年輕人醒悟 重體制弊端

名為「反送中」的社會抗爭,不同於5年前尋求全民普選的雨傘運動、2003年反23條立法。

前兩次的抗爭,局限於當時提出的訴求;這次並不只是反對「送中案」,還關乎守護「免於恐懼的自由」和法治,這涉及香港的施政失當;也關乎警權過大、武力過度、涉嫌違法(不出示委任證等)。

現在社會抗爭的主力,是年輕人(18-39歲),不少人在1997年7月1日主權轉移後才出生,是網絡時代(或稱數碼時代)的新一代。他們不停留於「反送中」,是因為他們已普遍醒悟。

從他們的網上言論、接受訪談和報刊文章來看,一方面,他們體認九七後香港的體制弊端,特別是權力結構大傾斜,立法會的席位結構向建制派大傾斜,行政會議則是橡皮圖章,民意被漠視;在經濟領域,利益向大財團、既得利益者大傾斜,階層凝固化,令年輕人對前景悲觀。另一方面,有些年輕人對中共建政70年的歷史有了解,亦思索「一黨領導」體制弊端。

這兩方面的醒悟,令他們有「站出來」的勇氣,去爭取社會公義、普選權(《基本法》的承諾),抵制陸化(大陸化、赤化)。

他們力求兩制邊界清晰、真正擁有《基本法》賦予的「高度自治」權、確保香港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他們也關注政策偏失、問責制虛擬化和警方濫權、黑道暴力事件,並尋求改善政治生態、推行社會改革之路。

涉嫌護黑道 積下民怨深

「送中案」最大的負面影響,是積下很深的民怨,社會瀰漫敵意或仇恨,官民、警民的「互信」極脆弱。

糾結難解的主因之一,是港官把「局勢不安」歸罪於「極端分子」的暴力,迥避體制弊端、施政偏失、警權過大,推卸責任,導致問責制虛擬化。而北京的黨媒宣傳品,則強調敵對勢力的破壞、外國政府的介入、顏色革命的苗頭。這就引起許多市民不滿,對官方的誠信更懷疑。

港官對黑道介入的態度曖昧,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7.21元朗白色恐怖」和「8.5白衣人街頭施暴」(北角、荃灣),侵害市民自由和人身安全,這是港官的恥辱。港官未回應民眾抗議而問責,對嫌犯的檢控也遲緩,市民的憤怒未消,社會抗爭難以平息。

——節錄自九月份《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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