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ke News左右選舉 社交媒體貓捉老鼠
2019年5月24日

1925年,《哈珀雜誌》(Harper's Magazine)發表了一篇關於「假新聞」的危害的文章。今天,有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從社交媒體獲取一些新聞,而社交媒體的業務模式決定了它們極易受到外部操縱,算法也很容易被利潤或誹謗目的所利用。

撰文:約瑟夫.奈(Joseph S. Nye, Jr.)

無論是業餘愛好者、犯罪分子,還是各國政府機構,許多國內外組織都擅長運用逆向的工程技術平台來解析信息。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是最早懂得如何將社交媒體武器化、並利用美國自己的公司來對付美國的國家之一。面臨浩如煙海的在線訊息量,人們很難弄清楚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哪裏。注意力,而不是訊息,成為需要捕獲的稀缺資源。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讓傳播的微定位(micro targeting)成為可能,使人們接收到的信息是受到「過濾」的信息。

「憤怒」新聞更吸引人

社交媒體所提供的「免費」服務基於這樣的營利模式:用戶的訊息和注意力才是真正的產品,可出售給廣告商。它們設計算法來學習是什麼讓用戶保持參與,從而能夠投放更多廣告,產生更多收入。

憤怒等情緒刺激了參與,錯誤但令人憤怒的新聞也被證明要比準確的新聞更能吸引瀏覽者的參與。一項研究發現,推特上的此類假消息比真消息獲得轉發的可能性高70%。類似地,2018年早些時候的一項德國展示研究發現,YouTube的算法會系統性地引導用戶專享極端主義內容,因為這些內容的「點擊」和收入最高。傳統西方新聞媒體的事實核查往往跟不上時代的步伐,有時甚至會適得其反,因為它會讓更多的人注意到謊言本身。

從其性質看,社交媒體的營利模式可以被國家和非國家行動方武器化。最近,Facebook因為在保護用戶隱私方面漫不經心而飽受批評。其CEO朱克伯格承認,2016年Facebook「沒有為我們時常面對的協同信息運營問題做好準備。」然而,該公司後來聲稱,「從那之後學到了很多,並開發了結合技術和人員的複雜新聞系統,以防止諸如美國選舉之類的問題干擾我們的服務及用戶的體驗。」

這些措施包括挖掘和刪除假賬戶的自動程序;不再像過去那樣將散播假消息的Facebook頁面突出顯示;發布假賬戶刪除數字的透明度報告;核實發布政治廣告的人的國籍;增加10000人解決安全問題;以及改善與執法部門和其他公司的協作解決可疑活動。可是問題並沒有被解決。

人工智能等科技方案不是萬靈丹。因為假新聞通常更加情緒性和粗暴,它們比真新聞傳播得更快更遠。推特上的假消息要比真消息獲得多得多和快得多的轉發,而即使是在有事實核查的條件下,重複假消息也能增加個人接受它為真消息的可能性。

在準備201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互聯網研究局(Internet Research Agency)花了一年多時間打造了幾十個偽裝成美國地方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賬號。有時,這些報道偏向某一位候選人,但它們往往只是為了給人一種混亂和厭惡美國民主的印象,並壓制美國選民的投票率。

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通訊規範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當時尚在襁褓中的社交媒體公司被視為為客戶提供彼此互動服務的中立的電訊服務提供商。但這一模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在政治壓力下,大公司開始更加仔細地檢查它們的網絡,刪除明顯的假消息,包括那些殭屍網絡傳播的假消息。

但限制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會產生棘手的實踐問題。機器和非美國行動方不具有第一修正案所賦予的權利(私營公司也不受第一修正案的任何約束),但令人厭惡的國內組織和個人具有這些權利,而他們可能成為外國勢力的中介。

無論如何,外國勢力所造成的傷害不如我們自己所造成的傷害。假新聞和外國假扮真新聞源的問題很難解決,因為這需要在我們的重要價值觀中間進行權衡。由於擔心受到審查制度的攻擊,社交媒體公司希望避免受到立法者的監管,立法者常常批評和抵制它們的疏漏和不當行為。

歐洲選舉的經驗表明,調查新聞報道和事先警告公眾有助於讓選民抵制假消息。但與假新聞之間的鬥爭可能將一直是炮製者和他們所利用的平台公司之間的貓鼠遊戲。它可能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選舉的背景噪音。時刻保持警覺便是保護民主的代價。(Project Syndicate)

——節錄自五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