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莊梓 時事評論員

五四運動的源起，是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協約國一員，結果協約國戰勝，中國於是以戰勝國身份參加1919年的「巴黎和會」，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但所有訴求都不為列強接納，協約國更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利益交予日本。當年的北洋政府顢頇無能，竟然準備在和約上簽字，觸發了大規模群眾抗議〔見表〕。

雖然是群眾運動，但五四不是傳統中國的農民起義，它是一場以城市知識分子為主力的覺醒運動，是國人對推翻帝制、加入協約國參加一戰並成為戰勝國，卻無法得到列強平等對待及國際社會尊重的一次集體反思。當時知識界都認定，中國要立足於世界，就需要一場新文化運動，「簡言之，必須摒棄傳統，徹底西化，先致力於新思潮，或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的影響，遠遠超過任何一場群眾運動；五四批判中國文化，提倡民主政治與科學精神；摒棄傳統儒學的忠君尚禮、尊卑秩序，改為追求平等、自由、理性，這些有別於傳統中國的價值觀，從此成為知識界和改革者追求的目標；五四運動追求的不是政權更替，而是思想革新、國民性改造，令中國成為一個融入世界主流價值觀的現代化國家。

可惜的是，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陷入更大的苦難；國民政府打敗各地方軍閥，令國家基本統一，得到短暫喘息，但很快日本就開始其侵華部署；及至八年抗戰勝利，不旋踵又爆發國共內戰，人民受難、國家元氣大傷，五四運動追求的現代化目標也就無影無蹤。

內戰結束，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尊奉馬列主義，向蘇聯一面倒，排拒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價值觀以及社會制度，與西方世界斷絕交往；國民政府則退守台灣，與中共隔海而治，為了嚴防「匪諜」，蔣介石政府以白色恐怖手段治台；台灣雖然跟隨西方主流價值，但高壓管治卻壓制了台灣人民的自由、人權和民主，一直到蔣經國治下晚年才逐漸改變。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港人得以避過馬列主義和白色恐怖，在英國的「調教」下，把西方的體制移入香港的華人社會。經過百多年「改造」，香港成為了一個跟大陸和台灣都有所不同的華人社會，並且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為中國的現代化作出了無可估量的貢獻。百多年來國人追求的現代文明，其實已在香港默默完成了使命。

香港取得五大成就

香港在中西文明碰撞衝突之中，能夠「幸存」且取得成績的，包括以下幾項。

第一，學習西方貿易和市場經濟並發揚光大。從英國開始，西方列強陸續叩擊中國大門，在沿海地區開設了不同的通商口岸，催生了一批了解西方近代經濟、為外商和中國官府溝通的買辦階級。買辦是近代中國通商口岸興起的新階層，是中外通商的中間人，也是東西兩種文化的中介人，有學者認為他們對於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社會變革和全面的文化移植起了戰略性的作用。

然而在中共眼中，買辦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出現的新階級，他們與西方列強及外國資產階級結成一種特殊關係，為外國侵略者効勞，蠶食國家的民族工業和社會財富！上海本來是買辦雲集之地，四九年解放之後，買辦成為過街老鼠，被消滅得一乾二淨。在大陸遭掃地出門之後，買辦階層大批轉移到香港，繼續為撤出大陸的外資企業如怡和、太古等服務，他們包括何東（曾任怡和洋行總買辦）、何世榮（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買辦）、莫仕揚（太古洋行香港總行第一任買辦）等等。

洋行借助買辦開拓在華的商業和投資，也通過買辦商人給中國帶來了資本和技術，以及管理知識和經驗。買辦階層不僅參與了外資來華企業商品的銷售，在積累了商業經驗後，他們也成為了開辦民族企業的帶頭人，為中國建立民族企業邁開了第一步。

隨着時代轉變，買辦階層「變身」成為了香港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他們了解國際貿易、熟悉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為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商業都會奠下了基礎。陰差陽錯，買辦在大陸被趕盡殺絕，卻在香港「開枝散葉」，成就了另一番事業。

第二，移植英國的法治和司法系統在香港生根。1841年英國軍隊佔領香港島，2月1日，英海軍軍官兼駐華商務總監義律（CharlesElliot）向港島華人居民發表《公告》（Proclamation），提出華人居民將按原有中國法律及習慣（不包括酷刑）被管治，直至另有指示。後來《英皇制誥》、《皇室訓令》構成了殖民地時代香港的成文憲法，到1844年立法局開始運作並制定首批法律、設立最高法院，英式法治和司法體系開始在香港生根。

列強當年在中國設租界，可擁有治外法權、實行本國的法律，無視中國的法規，此一現象，被中國人認為是奇恥大辱。香港是殖民地、「化外」之區，行英國法制，中國政府也無可奈何。1949年之後，大陸行蘇聯式的法律制度，設人民法庭，後來更淪為無法無天。對比之下，香港反而因為行英式法治，社會秩序、經濟民生、社會治安等都得以納入正軌，有法可依，民權和個人自由反而得到保障，也反照出無法無天社會的落後和恐怖。香港的法治，即使回歸之後仍然成為本地一項無可取代的最大優勢。

第三，成立廉政公署、根治貪污。翻開中國歷史，貪污問題可說是禁之不絕，直到今時今日大陸雷厲風行反貪腐，但貪官仍是捉之不盡。香港在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從立法、教育、預防三方面下手根絕貪污文化，並大幅提高警隊和公務員待遇，高薪養廉；又特赦1974年之前的貪污罪行，重頭開始以穩定人心。一系列的改革，終於令香港脫胎換骨，成為華人社會最廉潔的地方，打破了歷史的宿命，成為中國各個城市的學習榜樣。

——節錄自五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