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赤腳醫生到金融大鱷單偉建:市場化是唯一出路
2019年4月4日

私人股權基金太盟投資集團舵手單偉建,縱橫商場數十載,作風向來低調,近期出版回憶錄《走出戈壁:我的中國和美國故事》(Out of the Gobi),首次披露歷經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前半生,獲前聯儲局主席耶倫背書。時值中美衝突,新著長踞亞馬遜暢銷書榜;在官方淡化「十年浩劫」、國家資本主義抬頭的今天,這位文革過來人強調以史為鑑,市場化才是國家出路。

耶倫為單偉建撰序,佩服這位未受過正規數學訓練的博士生。	(黃潤根攝)
耶倫為單偉建撰序,佩服這位未受過正規數學訓練的博士生。 (黃潤根攝)

撰文:李潤茵 本刊記者

野蠻人vs斯文人

在金融圈內,單偉建有「野蠻人」的稱號。皆因他每次出手,總是無寶不落,無論對手是滙豐,抑或是深圳市政府,他都不留情面。九十年代,他以「雙贏方案」取悅南韓政府,用低價撼贏滙豐,拿下第一銀行股權,五年後轉讓渣打,回報足足五倍;千禧年代,收購國有銀行,撞上沙士爆發,他單刀赴會,與官方斡旋,破天荒入主深圳發展銀行(深發展),五年後售予平保,賬面勁賺136.3億元。

每宗「大刁」回報動輒數十億,因為他懂得看時機,與時並進。回想當年在戈壁當苦力,年收入僅得10美元,那時他是位「知青」,文革期間流放內蒙。文革後成為首批外派留學生,曾在舊金山大學攻讀MBA、加州柏克萊分校讀經濟,耶倫是其博士論文導師;最後成為「長春藤教授」,曾任教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

九十年代,他先後任職世界銀行、摩根大通、德州太平洋投資(TPG)及新橋投資。儘管華爾街投行的動向備受關注,但他始終保持低調,最近女兒不禁疑惑,為何老爸一改作風,頻頻接受媒體採訪?這天,他在中環辦公室,告訴記者決定出書後,用了短短兩星期,補充22章歷史背景。

這位「野蠻人」實際是位讀書人,精通文史哲,也愛刨科普讀物,曾於《南方周末》發表研究文章〈明代天啟大爆炸〉,「那是純粹個人興趣!」這位低調的千億基金舵手,今天願意拋頭露臉,皆因認為將文革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以過來人的身份道出,是自己使命。

「十年浩劫」製造「失落一代」,並非每位戰友都如單偉建般幸運,更多是耽誤終生。 (受訪者提供)
「十年浩劫」製造「失落一代」,並非每位戰友都如單偉建般幸運,更多是耽誤終生。 (受訪者提供)

文革期間,中國有1600萬知青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單偉建是盲流的其中一員。當年,他小學剛畢業,來到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風餐露宿、掘地挖坑而睡,還要在荒漠石田種麥。整整十年,他沒接受正規教育,卻要做「赤腳醫生」。這段「傷痕歷史」單偉建當童話,自幼灌輸給子女;但他發現時下二三十歲年輕人,儘管父母都親歷其境,卻一無所知。

馬雲「計劃經濟論」無稽

「不知道國家歷史,很難了解國家現狀。」自問個人力量有限,記錄歷史是要警惕後世,單偉建說:「為什麼後來出現『改革開放』,就是汲取了計劃經濟的教訓。」

在戈壁的歲月,單偉建見識過官僚思維的禍害,當年為怕人閒生事,放着機器不用,也要逼人勞動,曾派他掘馬鈴薯,但沙漠溫差大,日間掘好沒收藏,晚間薯仔就凍壞,不過領導只顧「盲掘地」,不理大批收成凍壞;領導還訂下「經濟計劃」,偏執相信「人定勝天」,荒土都可種田,結果9000斤種子,只換來900斤收成,即使單偉建當年不懂經濟,心底也知道這是沒效率的行為。

「當年所有經濟活動,無一不受政府控制,無論養豬、養雞,稍有自留都是『資本主義尾巴』,導致經濟陷崩潰邊緣,整個體制束縛了增長。」他接着說:「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能快速增長,毫無疑問是因為『改革開放』,將國有經濟,變成市場經濟,後者特點在於,民營企業的產生、壯大和增長,使其在GDP比例,超過國有經濟。」

儘管沒有接受過中學教育,單偉建還是憑個人毅力,當上華頓商學院教授。 (受訪者提供)
儘管沒有接受過中學教育,單偉建還是憑個人毅力,當上華頓商學院教授。 (受訪者提供)

所以當馬雲揚言,有大數據就可搞「計劃經濟」了,單偉建直言「無稽」。「沒有市場哪有數據?沒有數據還談何計劃呢?」他以文革時期為例,襯衫只有「的確涼」,再沒有其他選擇,當消費者沒有選擇時,變相無法提供訊息,他說:「所謂數據就是市場訊息,當完全沒有市場,就成無米之炊了!」

政府角色不宜過度放大。「在基礎建設上,中國確實得益於政府能夠控制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例如興建港珠澳大橋、高鐵等大項目,私人企業無法承擔。」但他補充:「不過當政府掌握大量資源,也提供尋租機會,滋生浪費、腐敗,所謂權力造成腐敗,絕對權力造成絕對腐敗。」

他指出,明代朱元璋,反貪反得厲害,可惜直至明亡,腐敗亦未能根治,究其原因還是「官員掌權太多、資源太多」。他對此深有體會,文革後期,大學重開,知青靠舉薦可重返校園,自己好幾次中榜,卻因曾向毛澤東、周恩來告狀,痛陳體制三害(害青年、害社會、害百姓),因而被頂頭領導擋路,險斷送青雲路。

後來,幸虧北京外經貿學院派員到現場,直接點兵,他才可以直達京城。所以,他相信「小政府有助反腐敗、提高社會效率」。

國家低信任度

吃過文革苦果,單偉建比同輩幸運,先嚐到開放改革的甜頭。八十年代在國內畢業後,他成為首批外派留學生;九十年代,重返亞洲發展,乘中國開放之機,下海從商;千禧年後,他搖身以「外資」身份「衣錦還鄉」,入主深發展,協助中國進行國企改革。

當年深發展的改革取得驚人成績,「我們將不良資產率,從20%降到不足1%,再將資產充足率,由2.3%推至逾10%,資產規模擴大了四倍」。投資一億五千萬美元,最後14倍回報,單偉建說:「證明在國有體制下,企業存在許多低效率、無效率。」新橋遂成為首間外資機構,控股中國國有銀行。

文革結束後,單偉建重返校園攻讀英文,邂逅主修俄文的太太,兩人育有一子一女。 (受訪者提供)
文革結束後,單偉建重返校園攻讀英文,邂逅主修俄文的太太,兩人育有一子一女。 (受訪者提供)

他坦言,中國這本複雜的書太難懂,老外投資中國往往觸礁,文革帶來種種後遣症,其中包括「大家都學會不講真話,因為講真話會惹麻煩!」

單偉建解釋,文革結束後,中國幾乎是道德真空:「既沒有傳統道德、也沒有共產主義教育,更沒有宗教,在致富是光榮的影響下,做起事來,就有點不擇手段,結果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在中國時有發生。在低信任度的國家,就要防範這類風險。」

國企改革陷於停頓下,當年的「國企改革」現在已不成投資主題了。目前單偉建掌控的太盟投資(PAG),管理的資本金總值300億美元,每年投資中國約20億美元,轉而集中在民企找機會,「但民企信心脆弱」。

民企沒有產權保護

他眼見很多有錢人,資產外移,甚至移民,在在說明私企老闆,對前景充滿憂慮,而他認為問題癥結,還在於「私人企業感到產權沒有保障」。

在美國生活的日子,他曾有這樣的感悟:他與當地朋友散步,坐在豪宅門前繫鞋帶,友人遂叫他趕快起身,因為是私人產業。他頓覺無比諷刺:美國私產並無圍牆,但人人都尊重;當時在北京照計並無私產,可到處皆是圍牆,如此一來高下立見:美國繁榮發達、中國貧窮落後,關鍵是對產權的尊重。

民企信心不足,恐怕將進一步拖累中國經濟。「現在增長下行,主因是模式轉變了,投資和出口作為發動機,已經後繼無力,現在是靠消費驅動。從前中國投資率,可高達GDP的50%,原因是中國儲蓄率非常高,將近50%,但隨着人口老化、『一孩政策』,儲蓄率也急速下降,所以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可說已無以為繼。」

八十年代赴美留學,與時任三藩市市長Dianne Feinstein(右)交流。 (受訪者提供)
八十年代赴美留學,與時任三藩市市長Dianne Feinstein(右)交流。 (受訪者提供)

至於出口,單偉建分析指,已經由2006年佔GDP的36%,跌至目前僅19%。原因是勞動成本急漲,10年來年增11%;人民幣強勢也增加出口成本,但由於大量投資,導致產能過剩,利潤反而愈來愈低。

如是者,兩架馬車「甩轆」,結果只剩消費,能真正帶動增長,問題來了──「個人消費要增長,就得靠私營部分,現民企信心不足,老闆走資、減少投資,對經濟當然影響大」。

香港仍然有地位

「內地經濟改革卻步,香港倒是得益者。」曾幾何時,單偉建都以為香港地位快消失:「但現在看來,還是很重要。因為內地貨幣不可自由兌換、訊息也不是自由流通,所以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更不可動搖!」

PAG總部就設在香港,「雖然香港對PE(私人股權基金)沒有優惠,政策落後於新加坡,但還是勝在地利,可覆蓋整個亞洲」。

話說回來,中國經濟要提高效率,政府扮演有限角色,單偉建認為奉行小政府的香港就是值得參考的好例子。

——節錄自四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