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黃有光　國際著名經濟學家

筆者在南洋理工大學，除了經濟系安排的課程，還替一些主要是中國大陸政府官員與工商界中上層職員就讀的，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的碩士課程上課。由於學生中曾經有市長或副市長，該班曾經被稱為「市長班」。除了上課與考試，我也讓學生寫一篇短文作為作業。雖然多次警告學生不可以抄襲，但還是發現約有五分之一的學生有不可接受的抄襲程度，包括一些整篇完全一字不漏的剽竊。

關於翟天臨在讀博的四年期間「至少主演了11部戲、參演了7部戲，做了24個代言、錄了17個綜藝」，「哪有時間搞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這不是問題。不能排除有些人可以用很少時間，寫出有份量的論文。還有，關於翟天臨「不知什麼是知網」（編按：「知網」是中國最大的學術文獻資料庫，是許多內地本科生與研究生，寫論文不可或缺的文獻檢索查詢工具。），也不是問題。現代知識很多，不同人的知識，在覆蓋範圍上，可能有很大的差異。

翟天臨的主要問題是「整段整段地抄襲」他人的文章，這是不可容忍的。

現在在網上能夠容易地檢查抄襲的問題。筆者沒有用這些軟件或檢查網頁，僅用普通的百度或谷歌來檢查，就能夠輕易查出學生的抄襲。因此，除了各有關當局的零容忍態度，主要是提高人們的道德水平。多年前，筆者已經有討論過道德低下的問題與對策，由於上述抄襲的事件，可以重新提出筆者以前的一些議論（下文部分修改與補充自拙作《快樂之道》一書的第12章）。

一、道德問題並非華人或中華文化的問題。筆者在馬來西亞（當時是馬來亞）出生長大，受當地的華文教育。本科就讀於新加坡的南洋大學（以華語為教學媒介語）。於1967年到澳洲讀完博士學位後，長期居住在澳洲，2013年初回來新加坡工作。然而，四十多年來，約有12年的時間在澳洲以外的地方居住（訪問/講學、開會、旅遊等），包括兩年在中國大陸，兩年在港澳，兩年在台灣，兩年在新加坡（不算2013年後的），兩年在美國，兩年在英國與歐洲。比較之下，對於各地人們的道德水平、友善、願意幫助他人的程度等，筆者有相當的了解，並認為台灣顯然位居榜首。在各個不同地區的華人社會，台灣也是維護傳統中華文化最成功的地區。因此，中國大陸的道德水平問題，應該不是傳統中華文化的問題。

在2012年離開澳洲期間，筆者的房子曾經出租至少十多二十次。其中對房子照顧得最好的兩三次都是從台灣來的租客；照顧得最差，好像是從來沒有洗過廁所的那次，租客是從中國大陸來的。筆者在幾十年的教學工作中，也親自經歷比例很高（當然不是全部）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員的很不道德的行為（詳見上述一書）。

二、道德水平低下非改革開放造成。改革開放後，人人向錢看，多少有過分重視金錢的效果。然而，筆者認為這並不是造成大陸道德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其實，在改革開放前，人們的道德已經有問題。不過，那時候金錢沒有什麼用處，所以人們比較少表現在貪污之類的不道德行為。改革開放或市場經濟，只是使人們把自利的對象，部分從權力轉向金錢。

我們也可以想看，歐美與台灣等地區，也是實行市場經濟的，但他們的道德問題，為何沒有中國大陸的這麼嚴重？因此，必須從中國大陸的特殊經歷來找答案。筆者認為，造成人們道德水平低下的原因，主要包括兩項。第一是改革開放前的幾次重大政治運動（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第二是獨生子女政策。

政治運動破壞真誠

反右使人們不敢講真話，大躍進使人們講假話，文化大革命使人們人性扭曲。道德的最基本最重要要件是真誠。真誠是絕大多數人在絕大多數情形都能做到的。

道德的最高水平是大公無私。大公無私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在所有情形都能夠做到的。要求人人大公無私，是要求人們達到不可能達到的水平，結果迫使人們弄虛作假，把真誠都破壞了。連最基本的東西都破壞了，像把房子的地基與棟樑打掉，房子當然要倒塌。

文革又使人們拋棄傳統，親人互鬥，天良喪失。幾次大運動的失敗，使人們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失去信心。舊傳統、舊道德丟了，而新道德建立不起來，當然造成道德水平低下。

幾十年來，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絕大多數年輕人都是獨生子女，從小開始，小皇帝做慣了，沒有學會如何與人相處。很多人一切從自己出發，很少考慮到他人。父母親又是經過文革摧殘的一代，改革開放後，一切向錢看，強調狹隘的自身功利，對子女的教育也沒有足夠重視對道德的培養。自己多次被騙，對真誠的重要性的強調大為減少，當然也嚴重影響下一代。

另外一項影響人們道德水平的原因是，招生與考試制度使家長與學生都太重視考試成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育在於應付考試，自然忽視其他方面的教育。

——節錄自四月份《信報財經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