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遊戲與部落熱情

當英格蘭足球隊在上個月的歐洲盃半決賽中擊敗荷蘭隊時，英國體育播報員將其稱之為一場「將改變我們所有人生活」的「歷史性」勝利。體育評論員向來以誇張著稱，這是他們工作一部分，但所謂歷史性勝利的說法似乎相當荒謬。像荷蘭這樣的小國往往將這類比賽，視為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的難得機會，但英國真的需要這樣的肯定嗎？顯然是要的。

出生於匈牙利的作家凱斯勒（Arthur Koestler）曾對普通民族主義和足球民族主義進行過著名的區分。在他看來後者更為強烈。儘管凱斯勒高興地加入了英國國籍，但他終生都是匈牙利足球的忠實擁躉。

足球民族主義是旗幟飛舞、部落式，而且經常具有進攻性的。電視上那些壯漢們在看台上齜牙咧嘴、捶胸頓足發出怒吼的特寫鏡頭提醒我們：我們和猿類擁有共同的祖先。

部落情緒是集體仇恨的溫床。一些英國球迷仍然會在與德國隊的比賽中高唱二戰歌曲《擊落十架德國轟炸機》（Ten German Bombers）並張開雙臂模仿皇家空軍的飛機。當荷蘭隊在1988年（恰好是在漢堡舉行的）歐洲盃半決賽中擊敗西德隊並最終奪冠時，阿姆斯特丹街頭的慶祝活動，甚至超過了1945年5月該國從納粹佔領下解放時的盛況。也許這種慶祝有助於消除過往的恨意。此後反德情緒也迅速消失了。

在蘇聯坦克開進布拉格僅一年後，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隊在1969年冰球世界錦標賽上擊敗了蘇聯隊，而這場勝利激發的瘋狂慶祝行動隨後演變成了廣泛的抗議。一位美國外交官說他「從未見過捷克人如此高興。顯然自1945年納粹戰敗以來這座城市從未體驗過如此的喜悅」。

對於我們這些被教導要把民族主義狂熱視作不體面行為的人來說，被揮舞國旗的情感所觸動可能會有些尷尬。然而它們的力量是不可否認的。作為一名荷蘭人，我也曾在1988年荷蘭擊敗西德時歡欣鼓舞。

但鑑於體育民族主義可能會演變成暴力，它真的能被視為一個好的事物嗎？十九世紀末這個問題在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創始人顧拜旦男爵（Pierre de Coubertin）和極右翼思想家、反猶太「法蘭西行動」領導人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之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顧拜旦認為，國際體育競賽將促進全球團結和相互理解。與此相反，莫拉斯則認為這類賽事會助長民族仇恨，而作為民族主義者的他對此表示歡迎。

雖然莫拉斯對顧拜旦的世界大同浪漫主義理念的質疑不無道理，但他的種族主義觀點卻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行徑鋪平了道路。但這並不意味着體育民族主義本質上就是壞的。它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需要某種戲劇性或儀式性宣洩出口的共同情感表達。

體育或其以外的部落主義可以反映宗教、意識形態、種族、地區或國家方面的緊密關係。這在足球等團隊運動中最為明顯。蘇格蘭足球俱樂部凱爾特人和格拉斯哥流浪者之間的長期對立，源於他們各自的天主教和新教背景。利物浦和曼徹斯特的球迷則憎恨來自倫敦的俱樂部。阿賈克斯隊（阿姆斯特丹）和托特納姆熱刺隊（倫敦）的對手，將他們與猶太人聯繫在一起（阿姆斯特丹和北倫敦曾有相當多的猶太人），也激發了一些非常難聽的言論。

但這種聯繫已經沒有任何現實基礎。如今足球俱樂部已成為從世界各地招募人才的全球性企業。英國頂級球隊裡的英國球員其實不多，荷蘭、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型俱樂部也是如此。

事實上，顧拜旦對球員的看法是正確的，但他對球迷的看法卻是錯誤的。今天的職業運動員都是些薪酬優厚的世界精英，他們沒有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即使在激烈的國際比賽之後，也經常像同事和朋友一樣擁抱在一起。但這種友情似乎對球迷影響甚微，後者中的許多人仍將熱刺、阿賈克斯或拜仁慕尼黑等俱樂部（大部分由外國教練和球員組成）視為本地球隊。

這表明體育民族主義並不像莫拉斯所認為的那樣，與傳統的血緣和土地觀念有關，而是與某種更為抽象的東西有關，對歸屬感的渴望以及分享情感和崇拜英雄人物的體驗。簡而言之，這就是宗教禮拜場所一直提供的東西。崇拜需要物件，但這些物件也可以被抽象化，這就是有些宗教不立人類偶像的原因。

因此，體育民族主義就像一種世俗信仰，而這也是體育節目主持人誇誇其談和球迷近乎宗教般狂熱的原因。無論是在宗教節日還是在體育場館，部落儀式有時會失控並引發暴力。但總的來說，儀式化的部落主義可以讓人們沉浸在某種可能，在其他地方變得危險的情緒中。我們只希望看到這樣一個世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體育迷們臉上塗著顏料，揮舞著旗幟，發出怒吼——在足球場上廝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