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如何失控

為什麼我們比工業化前農業時代的前輩最少富裕15倍，卻如此不快樂？一種解釋是，我們天生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我們的傳承或進化史中，沒有任何東西能讓我們應對一個超過150人的社會。但為了操作日益複雜的技術，並推動繁榮，我們卻必須以某種方式協調逾80億人之間的關係。

為此我們建立了龐大的社會機器，包括市場經濟、政府和企業官僚機構、國家和次國家政體、文化意識形態等等。然而，我們卻很難對這些體制進行微調，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它們。最終留給我們的，就是一個由一些極其陌生的龐然巨物所組成的全球性網絡，它們像上級般指使我們做各樣的事情，讓我們不開心，儘管與前幾代人相比，它們讓我們極其富裕。

經濟學大衞斯（Dan Davies）有一本關於這些有問題創造物的精彩小著作。在《不負責任的機器：為什麼大系統會做出可怕的決定——以及世界是如何失去理智》（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 Why Big Systems Make Terrible Decisions – And How the World Lost Its Mind）一書中，他從5條獨立的線索出發，編織了一個論點。第一條線索是，他發現我們的世界充斥着問責制的漏洞：也就是有地方顯然出錯了，但卻沒人受到指摘。相反，整個系統都出錯了，而系統卻無法看到或糾正問題。

其次，大衞斯指出，每個社會系統不僅需要履行使命，還需要自我保護。這通常意味它不能只關注一個狹隘的指標。相反，每個系統除了核心任務外，還必須執行多項子任務。這些子任務包括為從事工作的人員提供充足的資源；協調此時此地的各項事務；從此時此地展望「彼時彼地」；以及保持人類參與者對組織目的（其指導思想）的關注。大衞斯特此舉了一個演唱艾頓莊（Elton John）作品的樂隊的例子，在這個樂隊中，這些任務大致由「音樂家、指揮家、巡演經理、藝術總監和艾頓莊本人」來完成。

第三，授權對於減少複雜性和保持組織任務的可控性至關重要。你不需要每一分鐘都觀察松鼠籠子裏的溫度，只需要設置一個溫控器便成。

第四，必須建立強大的反饋回路。這意味要放大你最需要看到的外部訊號，並保持足夠的內部處理能力，以便在為時已晚之前採取行動。

最後，改革組織使其不致淪為不負責任機器的最佳途徑，是重振二戰後出現的一個準學科——管理控制論（management cybernetics）。該方法由電腦科學家維納（Norbert Wiener）和政治科學家西蒙（Herbert Simon）首創，得名於希臘詞語「kybernētikos」，意思是善於掌舵。

在建立管理控制論方面取得最大進展的大師，是反文化時代的管理顧問比爾（Stafford Beer），他的著作《企業之腦》（Brain of the Firm），探討了如何改革官僚機構，以使決策者和被決策者之間的內部資訊流動保持平衡。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一個系統將無法長期保持活力，並對人類有用。

馬丁（Felix Martin）在《金融時報》上評論《不負責任的機器》一書時，將大衞斯的方法描述為「一種針對非人類智慧體的精神分析，在這方面比爾就是佛洛德（Sigmund Freud）」。這句話真是再恰當不過了。我們的社會世界不再局限於我們的家庭、鄰居、同事，以及那些通過親情、憎惡、以物易物和交換、小範圍規劃和壓迫別人等網絡與我們直接互動的人。取而代之的是，我們所做的愈來愈多事情，都是由極其複雜的、龐大的、環環相扣的、由我們創造出來但卻並不了解的社會和技術機制所驅動。

如果現代化的挑戰是找出一種更好的方式，讓我們這個擁有逾80億人口的全球社會，能夠共同工作和思考，那麼我們如何才能提高我們的理解力，進而提高我們的控制力呢？遺憾的是，大衞斯並沒有提供答案。他在書中的結論是典型的商學院廢話。不過他為我們面臨的任務定義，並為我們指出了一條新的智識前進路徑，這一點值得讚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