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受氣候影響發展中國家急需之事

像氣候變化這樣史無前例且破壞性巨大的問題，需要大膽的新思維和緊急行動。然而，自新冠疫情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主導了全球議程，阻礙了應對這一存續性挑戰的集體努力。

非洲各國的財政部長預計到自己國家將會面臨的情況，因此在新冠疫情期間聚首一堂，呼籲推出1000億美元的一藍子刺激計劃，以抵禦衝擊。然而，4年後由於償債成本飆升、利率上升，及缺乏更多外部融資選項，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淨資金額已轉為負數——這意味支付給大多數富裕國家貸款人的資金，多於流入資金。如今至關重要的是全面落實現有承諾——例如1500億歐羅（約1600億美元）的「歐盟-非洲全球門戶投資一藍子計劃」——以支持非洲國家。

美國總統拜登和肯尼亞總統魯托（William Ruto），在上月發表的「內羅畢-華盛頓願景」聲明中承認了這些挑戰，並承諾確保「那些有志於此的國家，不必在償還債務和對未來進行必要投資之間作出選擇」。拜登政府認識到，正向淨資金流對於支援各國應對氣候危機和建設低碳能源系統至關重要。

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最近提醒我們，在未來5年中最少高達80%的可能性，會出現有一年全球平均氣溫將暫時比工業化前水平高超過攝氏1.5度的狀況。這場將全球變暖控制在巴黎氣候協定規定臨界值以下的戰役，將在2020年代分出勝負，而現在便需要進行必要的投資和創新。

尼日利亞和塞拉利昂（Sierra Leone）等國正在制定綠色增長計劃，並推出以可再生能源和具氣候韌性的基礎設施為重點的一藍子投資計劃；巴巴多斯（Barbados）剛剛推出了自己的2035年投資計劃，以實現繁榮和韌性。但這些努力都需要融資支援。

「橋鎮倡議」（Bridgetown Initiative）關於改革全球金融架構的各項提案，能夠推動我們所需的變革。二十國集團已經嘗試，通過推出一項可以釋放約2500億美元新資金的財富稅來作為回應，我們還可以通過利用多邊開發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額外調動多達1萬億美元的低成本貸款。此外，通過在債務合約中加入氣候條款，發展中國家可以保留應對重大氣候衝擊所需的財政空間。

但我們必須做得更多。今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董事會，批准使用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記賬單位）作為混合資本，這將允許多邊開發銀行擴充其資產負債表。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二十國集團成員國必須承諾，拿出為這一金融創新融資所需的特別提款權。

我們還必須確保優惠資金（也就是條件較為寬鬆的貸款），繼續流向最脆弱和受氣候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在有資格獲得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支援的國家中，有三分之一如今比新冠疫情前夕還要貧窮。

國際開發協會成員國擁有巨大的經濟潛力。這些國家的錫、銅和黃金產量，約佔全球產量的20%；大多數國家處於利用太陽能的有利地理位置（因為日照充足）；許多國家擁有能源轉型所必需的礦藏。但是這些國家能源匱乏，且需要技術和資金支援才能為3億缺電人口供電，而這正是世界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推出的一項新計劃所設想的。為了在今年較後時間實現國際開發協會基金雄心勃勃的再次注資目標，並釋放1200億美元的贈款和貸款以實現這一目標，世界銀行的股東必須拿出新的資源。

中等收入國家——特別是脆弱二十國集團（目前包括68個國家）——也迫切需要更多的贈款和長期資本。那些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也不應因表現良好而受到被迫從開發協會「畢業」的懲罰。這將使它們在仍然需要快速、可以負擔的資金，來建設韌性和維持對持續氣候衝擊的保險時，任由資本市場擺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韌性和可持續性信託基金，對脆弱的中低收入國家需要長期、可負擔的資金，表現出必要的敏感性。但是未來十年還需要更多此類融資方案——以及擔保等相關機制——來加快進展。

我們必須繼續降低所有尋求投資能源轉型國家的資本成本。我們自己的國家，在資本市場上借款時遭遇溢價，部分原因在於各信用評級機構未能充分考慮我們面臨的狀況。這種情況不僅不公平，也不明智。而要降低借貸成本，並使投資在商業上可行的良好第一步，就是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附加費，因為僅在2023年負債借款國在這方面的支出便多達19億美元。

我們還必須通過發行新的特別提款權，以繼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流動性。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這可以在穩定多種貨幣的同時，在不助長通脹的情況下，協助管理債務負擔。最後，我們必須讓碳市場發揮作用，以遏制污染並將資源導向更清潔的能源。地球的未來與我們所有人息息相關，這便要求我們當即且大規模地行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