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還好嗎？年青人被極右翼政治吸引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被極右翼政治所吸引？民意調查顯示，36%的18至24歲的法國人，支持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荷蘭約有31%的人支持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民族主義反移民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同樣，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26%的18至29歲的美國人，更喜歡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而不是現任拜登。

這些數字並不能反映大多數年輕人的觀點，但仍然令人震驚，而且有違直覺。畢竟，在二戰結束後的最少四十年間，青年是左翼的代名詞，他們希望讓世界變得更好，並為一個開放、多元化和平等的社會而戰，法西斯主義永遠不會再次崛起。相比之下，極右翼與衣衫襤褸的老年男子聯繫在一起，他們散發着他們以前穿過的棕色或黑色襯衫的黴味。

這種情況在1990年代開始發生變化。到那時，許多年老極端分子已經死去，中左翼政黨正在失去他們年輕的理想主義。蘇聯已經輸掉了冷戰，一些集體改進的熱情可能也隨之消退。

與此同時，保守派和中左翼政黨均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1998年，時任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領導下的英國工黨發言人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說過一句名言，只要「腰纏萬貫之人」納稅，他便會對這類人感到「非常放鬆」。

曼德爾森的言詞——他後來對此感到後悔——反映了總體政治轉變。中左翼政黨與城市精英的聯繫愈來愈緊密，他們受惠於全球化經濟，即移民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而受過良好教育的世界主義者，可以在他們想要的任何地方尋求經濟利益或智力刺激。這些精英被那些感到被全球化忽視、鄙視和拋在後面的人嘲笑為「不知從何而來的人」。

這些心懷不滿的選民中，有許多人從前支持與工會運動有歷史聯繫的左翼政黨，例如英國的工黨和美國的民主黨。現在，他們感到被親商業的保守派和新自由主義的中左翼人士所排斥。

新一代右翼民粹主義者急於填補政治真空，承諾為被剝奪權利的人而戰，反對腐敗的全球主義精英——據說這些精英讓移民從本土工人手中搶走工作。已故的奧地利煽動者海德爾（Jörg Haider）、瑞典民主黨領袖奧克松（Jimmie Åkesson）、意大利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和她的副手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都是這種新型政客的典型例子。他們衣冠楚楚，長袖善舞，具有娛樂天賦，激發憤怒和怨恨。他們中的一些人，甚至與法西斯和納粹符號曖昧不清，突破了戰後禁忌的界限。

雖然年紀大得多，但特朗普也是一丘之貉。雖然他本人或許沒有寫過他最近分享的一段視頻中提及的「統一帝國」（unified Reich），但特朗普早就接受了極右翼激進分子的言論，幻想美國過去的偉大，並承諾將「毒害我們國家的血液」的移民拒之門外。

這樣的承諾勢必吸引一些年輕人，其原因與左翼理想曾經吸引年輕人的原因相同。正如一位18歲的德國人最近告訴英國《金融時報》的那樣，他打算在本周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投票給德國選擇黨（AfD），因為這個極右翼政黨提供了「與陰鬱的現在徹底決裂和一個光明的未來」。

口齒伶俐的右翼極端分子，也可能吸以打破與男性統治和特權有關的當代社會禁忌為榮的年輕人。但無論吸引力如何，它都與保守主義無關。像特朗普、維爾德斯和薩爾維尼這樣的極右翼領導人不是保守派——他們的主要目標是顛覆和破壞。

保守主義現在更多地站在另一邊。像拜登這樣的資深政客，站出來反對激進民粹主義的浪潮，他們試圖維護自由民主的既定制度：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和公平選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後，建立或修復這些機構曾經是一個進步的項目。今天，保護這些機構免受那些想要摧毀它們，並抓住一切機會攻擊維護它們的法官、立法者和公民的人的侵害，則是名副其實的保守之舉。

對於對激進變革前景感到興奮的年輕人來說，81歲的拜登實屬塚中枯骨，死抱着一個過時的制度。有人可能會像我一樣爭辯稱，漸進式的民主變革比打破現有秩序更可取，但這樣的資訊不太可能將不安分的年輕人吸引回歸建制派中左翼政黨。拜登的前任奧巴馬確實在一段時間內做到了這一點，但他最終因不夠激進而讓許多年輕支持者感到失望。

特朗普不必說服大量年輕人投票給他。如果他們中有足夠多的人拒絕投票給拜登，不管是因為他太老、太保守，還是是太親以色列，特朗普便有可能贏得11月的總統大選。如果當選，他將繼續打破規範，破壞維持民主運作的機構。

子孫後代可能不得不費盡力氣消除這種損害，但也許這將為年輕人的熱情帶來新的動力，重建世界，使世界變得更美好。但願他們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