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流亡記者是保護民主的前提

「外國代理人」、「不受歡迎者」、「極端分子」。對成千上萬名試圖在俄羅斯生活和工作的獨立記者而言，上述詞彙有可能改變其生活。

今年4月，英國廣播公司（BBC）駐俄記者巴拉巴諾夫（Ilya Barabanov），被俄羅斯司法部定性為「外國特工」，並實際禁止其報道多個層面的民眾生活。此類定性顯然扼殺了新聞自由，而且往往不過是開始而已。加博夫（Konstantin Gabov）和卡列林（Sergey Karelin）於4月被捕，且均被指控為已故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的YouTube頻道製作內容。此舉顯示，即使僅僅與一家被定性為「極端」的媒體相關，也足以招致監禁。

巴拉巴諾夫其後離開俄羅斯，而且，他並不是唯一離開的人。在殘酷的國家壓力下，俄各地獨立新聞媒體都在關門。在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兩年多後，俄記者正在開始新流亡生活。目前，最少有93家媒體遷至國外營運。

白羅斯記者同樣面臨嚴峻的現實。國有媒體由總統盧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掌控。那些為餘下的獨立媒體工作的記者，均無一例外面臨審查、暴力和逮捕。繼2020和2021年白羅斯民主抗議運動遭鎮壓後，該國多數獨立媒體已遷至波蘭和立陶宛繼續營運。

上述令人擔憂的趨勢，絕非僅限於東歐。日益嚴重的威權主義、衝突和對新聞自由所造成的威脅，正迫使世界各地愈來愈多的記者，逃離他們的祖國。據記者保護委員會的資料顯示，2020至2023年間，尋求遷移支援的記者人數增增了227%，其中多數來自於阿富汗、伊朗和尼加拉瓜等地。

許多流亡記者專注於在新東道國恢復工作。隨着今年全球半數人口前往投票站，上述記者身處獨特地位能對國家資助的宣傳攻勢提供真實的反敍事。同時，在無須像國內同行那麼擔心報復的情況下，報道選舉舞弊、腐敗和侵犯人權等行為。他們還充當難民群體的生命線，在提供國內關鍵資訊的同時，為移民同胞提供平台表達他們的憂慮。

今年已經出現了若干令人鼓舞的實例。在薩爾瓦多（El Salvado）2月大選前夕，總部位於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的流亡媒體 El Faro，揭露了諸多涉及選舉行為不當、選區劃分不公、公共資金濫用，以及對僑民投票監督不力等案例。總部同樣位於里加（Riga）的俄羅斯媒體Meduza，報道了克里姆林宮利用電子投票終端向公務員施壓，要求其在3月總統大選中投票的行為。

逃離專制政權的記者，在東道國同樣面臨無數挑戰。僅註冊並重新啟動營運，往往便需遵守複雜的認證法律法規。即使成功恢復，因為他們的網站和應用程式遭遮蔽，且虛擬私人網絡（VPN）愈來愈不可靠，爭取和保持國內受眾的信任，也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此外，外籍媒體在其祖國仍然保留有消息來源、自由職業者和員工，這些人的安全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危險，因為他們與「被污染的」機構有聯繫。

離開者不僅面臨逃離祖國和適應陌生環境的壓力，還面臨濫用國際法律機制、引渡令及網絡或知識產權法的「法律戰攻擊」，從而導致其試圖逃離的專制政權仍對他們觸手可及。

上述將限制媒體自由的法律武器化，構成了某種逐步演變的威脅。湯森路透基金會與哥倫比亞大學托爾（Tow）數碼新聞中心合作，於2023年對來自106個國家近500名記者展開了一項調查，發現近50%的記者面臨包括誹謗、間諜、網絡中傷、金融犯罪和恐怖主義指控等法律威脅。

流亡媒體往往缺乏在新司法轄區為自身辯護的必要金融資源或法律知識，因此尤其容易受到此類攻擊。例如，薩爾瓦多政府已針對El Faro展開了反洗黑錢調查，該策略與瓜地馬拉監禁報章《elPeriódico》創辦人兼編輯薩莫拉（ José Rubén Zamora）的方法類似，後者已於2023年5月被迫關閉。

從黑客攻擊到監視活動，再到網絡騷擾等類似的跨國活動，均屬網絡攻擊。自2月報道納瓦爾尼之死後，Meduza就面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網絡攻擊。攻擊癱瘓了Meduza網站，遮蔽了其鏡像伺服器，破壞其眾籌渠道，並導致其記者賬戶遭入侵。

縱觀湯森路透基金會40年來協助獨立媒體，建立應對此類生存威脅的營運和法律韌性的歷史，我們從未目睹規模如此大的支援需要。隨着從南蘇丹到委內瑞拉的流亡新聞媒體準備報道其國內選舉，我們也在擴大我們的行動，其他人也應當做同樣的事。媒體組織有集體責任打擊這些正在世界各地造成民主倒退及對言論自由的惡意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