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理據依然有效

2009年，已故英國歷史學家朱特（Tony Judt）曾提出，以色列作為獨一無二猶太國家的身份，對「以色列及其他國家認同其所作所為的猶太人不利」。儘管朱特的言論在當時引起了爭議，但哈馬斯與以色列持續的加沙戰爭所引發的全球反應，似乎證明了朱特的睿智。因為世界各國猶太人發現，自己被指參與了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民眾的所謂「種族滅絕」。

過去6個月來，倫敦、紐約及維也納等城市的反猶太事件，隨着加沙暴行的相關報道面世而激增。猶太教堂遭到仇恨標語的污損、猶太墓地遭到褻瀆，被認定為猶太族裔的個人，也遭到騷擾和攻擊。

可以肯定，許多猶太人正積極參與反戰抗議活動，呼籲「從河流到海洋」建立自由的巴勒斯坦國，因此，不應將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極右翼政府的任何批評言論，與反猶太主義混為一談。但同樣現實的是，某些人急於將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為界定為種族滅絕，而在敍利亞、蘇丹，乃至烏克蘭等地的大規模暴力事件中，都看不到有人如此急迫。上述不成比例的關注反映，批評以色列的所作所為可能讓那些厭倦了對大屠殺感到內疚的人鬆一口氣。

以色列政府對上述不滿負有一定責任，不僅因為他們多年來殘酷對待巴勒斯坦人，還因為以色列官員常援引大屠殺來證明該國殘酷政策的合理性。自1961年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審以來，以色列一直聲稱自己代表所有大屠殺受害者發聲。有人認為，如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便有以色列存在，那麽，就可以從納粹地獄中拯救600萬名猶太人的生命。

這想必解釋了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Isaac Herzog）應邀出席，於3月10日阿姆斯特丹新建大屠殺博物館開幕禮的原因。當加沙爆發暴力事件而赫爾佐格稱，「整個巴勒斯坦民族」理應為哈馬斯於10月7日對以色列民眾的大屠殺負責，且加沙沒有無辜平民時，取消對他的邀請似乎為時已晚了。此舉引發了廣泛的抗議，示威者向湧入阿姆斯特丹猶太教堂的猶太人，高喊親巴勒斯坦口號，以紀念幾乎被納粹徹底消滅的荷蘭猶太人。

朱特對將猶太人等同於以色列的應對之策，是隔離猶太國家及猶太身份。因此，我們可以期待，他寫道，「在恰好是猶太人但同時又是其他國家公民的群體，和恰好是以色列人但同時又是猶太族裔的群體間，建立起某種自然的區別。」

朱特並非首個提出這一觀點的人。前猶太復國主義者，生於匈牙利的作家科伊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猶如朱特，提出希望以猶太人身份生活的猶太人，應當遷居以色列，而那些不願這樣做的人，應當停止使用猶太身份。儘管這看似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為非猶太人如何看待該群體，並不一定隨猶太人的自我認知而改變。大屠殺期間首先將自己視為德國人的世俗猶太人，與來自波蘭猶太村莊的正統猶太人一同被毒氣毒死。

1950年頒布的《回歸法》明確規定了以色列的猶太性質，該法規賦予所有猶太人遷居權。這項法律最初旨在將以色列建成反猶太主義的避難所，但卻因其對猶太身份的模糊界定而遭到批評。從目前來看，它允許最少有一位猶太裔祖父母或信奉猶太教的所有人，獲得以色列公民身份。

這對1948年戰爭期間，被以色列軍隊從其祖先領土上驅逐的巴勒斯坦人而言極不公平。為什麽允許僅有一個猶太祖父母的法國人或俄羅斯人移民以色列，而巴勒斯坦難民的後代卻不能？

許多猶太人可能認為，他們與以色列並無親近感，且不滿於認為其理應忠於或捍衞以色列的政策的任何暗示。事實上，猶太人的確沒有理由捍衞以色列政策，而且，許多人也並非其政策的捍衞者。但歐洲和美國某些猶太人認為，迫害已成過去並不意味，相對弱勢地區的猶太人也已經擺脫困境。同樣現實的是，部分因為其政府的陰謀詭計，今天的以色列似乎很難成為避風港，但這並未改變總體原則。

即使如此，有人可能認為，以色列應重新考慮《回歸法》這樣一項幾乎不可能與巴勒斯坦人實現和平的過時政策。但儘管廢除該法規的確會對巴勒斯坦人更加公平，但此舉也會損害以色列為有需要的猶太人提供避難所的建國原則。

在某種程度上，缺乏團結和想象力就表現在有人無視以色列可能成為潛在的避難所。除非人們相信，因為上帝承諾猶太民眾應許聖地，所以猶太人有權建國，否則為所有受迫害猶太人建設家園的理想，仍然是以色列存在的最強勢理由。

只要上述情況持續存在，猶太人便很難與以色列完全切割。即使散居海外的猶太人否認與以色列有任何聯系，許多非猶太人也未必認可。畢竟，身份往往是別人強加給我們的——這樣一種現實，猶太人再熟悉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