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近期反壟斷勝利惠及所有人

競爭能使市場（在特定時期）發揮作用。但企業厭惡競爭，因為這往往會削弱利潤——這可不是一個努力讓自身收益高於正常資本回報率的典型商人願意看到的事情。正如亞當史密（Adam Smith）在250年前觀察到的那樣，「同一行業的人甚少聚會，哪怕是為了消遣娛樂目的，但只要他們聚在一起，話題的最後總會是某些針對公眾的密謀或是抬高價格的計策」。

美國政府在過去逾130年間，都在努力保障市場競爭，但這是一場持久戰：企業總會拿出新辦法擺脫競爭；它們的律師總能設計出新手段規避法律管束；而政府卻跟不上這些操作的步伐，更別提技術的飛速發展了。

因此目前有大量證據顯示，美國的市場勢力正在增強。這意味規模愈大的企業獲利愈豐（且回報率遠超它們所承擔的風險），各行各業的市場集中度更高，新進入者更少。美國人總覺得本國經濟是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具活力的，而且還矗立於一個新創新時代的尖端，但數據駁斥了這種說法。

以全要素生產率（它衡量的是除去勞動力和資本等各類要素投入增長以外的生產率增長）這個衡量創新的標準為例，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的15年間，美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的總體增長，僅相當於再之前那15年的三分之一。可見所謂的創新時代也不過如此！更糟糕的是（正如我在《人、權力和利潤》一書中所論述的那樣），市場勢力的增大也是導致不平等加劇的一個關鍵因素。

但幸運的是，人們卻在這個負面新聞層出不窮的時代，於這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領導的政府，為維護和強化競爭所作的努力，似乎正在結出果實。例如Adobe公司與Figma公司（一個「協作性網絡介面設計應用」）之間，總值200億美元的合併案，已經在聯邦反壟斷機構的壓力下取消。此外，Illumina生物技術公司已同意，放棄收購GRAIL公司，因為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認為，兩者的聯合「將削弱美國多種癌症早期篩查市場的創新，同時提高價格，降低檢測的選擇範圍和質素」——美國第五巡迴上訴法院於上月確認了這一觀點。

更具有重要意義的是，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發布的新版本兼併指南，新劃定了一些依然深深植根於美國反壟斷法律傳統的重要界限。例如它引用了1914年的《克萊頓法》（Clayton Act）——該法規旨在通過禁止「有可能大大削弱競爭」的併購，將反競爭情況扼殺在萌芽狀態。「有可能」一詞至關重要，因為沒人能絕對肯定地預見任何事件。2012年時人們都很有把握地認為，Facebook收購Instagram會削弱競爭，只是奧巴馬政府對市場勢力積聚的警覺性，並不如拜登政府那樣高。

新指南也對可能通過收購和兼併，加深、擴大和延長企業市場勢力的鞏固行為（entrenchment），給予了更多關注。這一變化意味競爭將被視為一種動態現象，而這也是應當的。重要的是不僅橫向兼併（同一業務領域的公司之間）會受到更嚴格審查，縱向兼併（公司收購重要供應商或客戶）也會如此。

我們早就知道此類兼併在競爭受限的條件下（這是許多國家中的許多行業的現實），可能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然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們」堅持認為，市場天然具有競爭性，論述說反壟斷機構只應關注橫向兼併和收購行為，也得到了法院的普遍贊同。但Illumina/GRAIL案的判決顯示，法官們已經開始認識到縱向併購帶來的危險。

出於同樣的原因，新指南也將協助反壟斷機構應對那些當前反競爭行為多發的大平台——從信用卡、機票預訂、劇院門票，到共用乘車（全面披露：我曾在其中一些案件中擔任專家證人）。那些佔主導地位的平台，都獲得了令人乍舌的持續高額回報。將市場勢力的增長扼殺在萌芽狀態尤為重要；而新指南的動態手段可能尤為有效。

我們都是市場勢力的受害者，因為市場勢力以降低整體生產率且允許企業提價的方式扭曲了市場，進而降低了民眾生活水平。與此同時，市場勢力的增長和勞動者力量的削弱，共同壓低了工資，進一步拉低了生活水平。

史密是對的：與市場勢力的鬥爭永無終結。但拜登政府最少為普通美國人贏了一局。這是在充斥着敵意的政治環境中，取得的又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