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裏做銀行家最值得

距離致使雷曼兄弟、貝爾斯登和蘇格蘭皇家銀行等金融機構相繼倒閉的全球金融危機白熱化時期，已經有15年之久。當時各大銀行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潮水般的指摘，也順理成章地接受了大幅提高資本要求、禁止分紅，以及其他對分配和薪酬的各類管控。就在幾年前，那些把頭伸出戰壕，高喊「已經管得夠多了」的人，仍會感到子彈從耳邊呼嘯而過。

但人們的情緒最終改變了嗎？既然金融危機的肆虐已成過去，銀行又在一場疫情中成為了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而非問題的根源，那麼它們的政治聲譽是否已經恢復？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理位置。

倘若你身在美國，那麼2023年矽谷銀行（SVB）、First Republic Bank（FRB）和Signature Bank等3家銀行的重大倒閉事件，可能會讓你覺得銀行相當卑微。但這並不妨礙美國各家銀行對美國聯儲局提出的嚴格執行《巴塞爾協定三》資本改革最後部分的各項提案，採取強硬態度。

監管機構已開始將這些改革稱為「巴塞爾3.1」，這顯示它們只是為了解決一些枝節問題而進行的修修補補，而美國銀行更喜歡將其命名為與前者內涵截然不同的「巴塞爾終局」（Basel Endgame）。我不敢斷言它們這種借用貝克特（Samuel Beckett）末日劇名稱的做法是否有意為之；但這無疑大幅誇大了改革的分量。銀行業貿易組織銀行政策研究所（Bank Policy Institute），一直在發布廣告警告稱，這些建議將使家庭和小企業面臨更高的借貸成本，甚至喪失信貸獲取渠道。

目前還沒法確認聯儲局會否被這些宣傳所打動，但很難想像在歐洲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強烈懷疑，歐洲那些銀行是否有自信將其關於資本要求的看法——它們確實都有一些看法——訴諸輿論法庭，尤其是在陪審團對它們的看法一直極其負面的情況下。

隨着利率的上升，銀行的盈利能力在經歷了數年的低迷後有所提高。鑑於通過加稅獲得有用收入的做法，甚至可能受到民眾的歡迎，許多歐洲國家都針對銀行業推出了特別稅收制度。西班牙引入了一項收入稅（不僅針對利潤），斯洛伐克最近也宣布了類似措施。意大利的新稅制極其紛繁複雜，但能帶來一些額外收入。比利時發行了專門為將存款擠出銀行業的零售型政府債券——因為政府認為這些存款沒有產生適當的回報，並因此催生了一場看似由政府引發的銀行擠提。

左翼（如西班牙）和右翼（如意大利）政府，對銀行業都得出相似結論的情況，並不是什麼希奇。那些社會黨選民從來都不喜歡銀行家，而幾乎在所有地方都呈現崛起態勢的歐洲極右翼，則總會把各種銀行家陰謀掛在嘴邊——故事中通常會有一兩個姓羅富齊（Rothschild）的人藏身於幕後。

而英國則一如既往地，處於美國和歐洲的中間地帶。雖然該國並未推出任何新針對性加稅措施，但它已經有了一項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的銀行特別稅。最近的政治壓力主要集中在人們認為，銀行遲遲未能將利率上調的收益傳導給存戶。因此英倫銀行自己的巴塞爾協議3.1計劃，要比英倫海峽對岸的計劃強硬一些。

不過英國政府採取的一項措施，肯定會讓（某些）銀行家感到高興：它取消了對獎金的限制。2014年歐洲銀行管理局將銀行家的獎金上限，設定為基本工資的100%，或經股東明確批准後的200%。英倫銀行當時反對這一政策，認為增加投資銀行家和交易員收入中的固定薪酬比例，會使他們的機構在經濟衰退時更易受到衝擊。

通過取消上限，英國將使駐在倫敦的美國銀行比歐洲同行更能吸引新員工（巴克萊會是唯一受到明顯影響的英國銀行，因為它是唯一仍保有相當規模投資銀行業務的銀行）。但目前為止，這些歐洲銀行都保持沉默。歐盟內部對銀行家的敵意依然強烈，而歐洲議會選舉將於6月舉行。要求為陷入困境的衍生品交易員發放7位數獎金的美式廣告宣傳，可能無法引發預期的反響。

因此歐洲銀行似乎仍將處於不被喜愛和綁手綁腳的境地，而美國銀行則繼續在歐洲攻城掠地，其股價（相對於賬面價值）漲幅，明顯高於歐盟或英國的銀行。這可不是什麼好事。經歷了新冠疫情和俄羅斯侵烏的歐洲經濟，正在努力恢復動力，因此歐洲需要一個有競爭力的銀行體系。歐洲的監管和稅收環境，應該由理性分析而不是對過往惡行的回憶來決定，而受歐盟委員會委託探討如何提高歐洲大陸競爭力的德拉吉（Mario Draghi），應當牢記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