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需收入不平等保險保障

歐盟立法者最近就一項減輕人工智能（AI）對人類所構成風險的里程碑式法規，達成了臨時協議，而其他國家似乎也有意仿效。但這項法規並未解決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其中一個最重大災難——大規模失業和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前景。監管無法在不抹除人工智能給世界帶來的各類潛在好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和巨量的財富創造）的情況下，消滅這些風險。因此政策制定者還必須制定政策，在這些災難發生時對公民予以補償。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我們並不反對監管人工智能，但正如人們採取雙管齊下的方式來保護易受洪水影響的房屋（在修築海堤的同時提供洪澇災害保險），政府也必須提供收入不平等保險（inequality insurance），以確保財富差距不會被人工智能拉大。儘管未來的行政當局可能會修改此類計劃的條款，但削減那些廣泛享有的福利是存在政治難度的。

這方面的不祥之兆早已顯現。今年，荷里活的演員與編劇一同舉行了60多年來第一次的全行業罷工，而他們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保障自身免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響。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從醫生、律師到計程車司機和收銀員等各類專業人士的未來就業，同時因此產生的總產量增長，將會不平等地分配到人們身上。那些創造和擁有這些發明的人，可能會積累巨大的財富，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將來自勞動力成本的削減。

人們也傾向相信人工智能將把大量勞動力變為快餐店員工式的低級勞動者，但即使是這項工作也在逐步自動化。或許人們還能提供其他低價值服務，不然的話長期失業者的數量將繼續膨脹。無論是哪種情況，收入差距的擴大，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改革稅收制度，以限制甚至防止由此導致的不平等加劇。例如一旦不平等狀況超過了一定限制程度，便自動調高高收入者的聯邦所得稅稅率。為了防止不平等進一步加劇，可以每年對收入最高的1%人群徵稅，以確保他們在國民稅後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永遠不會超過當前水平。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人工智能導致了不平等狀況的真正災難性增長（如最富有的那1%人，獲得了整個國家的所有稅前收入），那麼稅收改革所能達到的作用或許是有限的。以一個收入最高那1%的人賺取了20%稅前收入（大致是當前世界平均水平）的國家為例，如果這一群體利用人工智能最終獲得了整個國家的所有稅前收入，則需要按80%的稅率徵稅，然後將稅收以稅收抵免的形式，重新分配給餘下99%的人，才能實現當今的稅前收入分配狀況；而為政府運作提供資金，並實現當今的稅後收入分配則需要更高的稅率。鑑於如此高的費率可能會壓抑工作意願，我們可能不得不採用部分不平等保險，類似在傳統保單上設置免賠額，以降低道德風險。

這種一面倒的收入分配不太可能出現，而在不那麼極端的情況下，完全或幾乎完全不平等保險，則是可能實現，且有充分的依據。但儘管這一思想實驗突顯了我們方案的一個缺陷（它無法在最為災難性的情況下提供全面保險），但它也指出了在稅收體系中建立某種形式的自動保險的重要性。畢竟大多數人都會贊同，在經濟不平等確實加劇的情況下，頂端那1%的人應當承受比目前高得多的稅率。

為了應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大規模失業，許多人——從1943年的里斯-威廉斯（Juliet Rhys-Williams）到2018年美國總統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都提出要實施全民最低基本收入保障（無論這些人是否就業）。其他經濟學家，如諾貝爾獎得獎者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則建議通過擴大低收入家庭的負所得稅或調整企業稅扣減額來補貼工資。但無論如何這些方案都需要資金支持，而在稅收制度中建立不平等保險，可能是一個長期的調整舉措。

儘管我們的提議並未要求對人們可以賺取或儲蓄的金額設定上限，但我們並不幻想建立不平等保險在政治上是一件易事。然而不平等擴大的風險，已經大到我們必須一試。正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所說，民主制度和巨額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狀況只能二選其一。

我們的提議有兩個方面，使其在政治上比傳統稅收更可行。首先，不平等狀況的上限值可以設定在當前水平之上，這意味保險不會當即觸發生效。心理學家發現，人們在決定遙遠的未來而非當下行為時，會更理想化。因為選民們不知道他們未來會落入哪個收入等級，因此可能會決定支持基於抽象道德原則的不平等保險。

其次，如果保險被觸發生效，受惠階層的人數將遠遠超過支付較高邊際稅率的最高收入者。事實上從1%的人那裏轉移的財富，應當流向收入最低的那一半人——當然或許也會與收入較高的人分享以獲得他們的支持。一旦保險生效，這項立法可能會最終降低大多數勞動者所要支付的稅額。

當我們中的一位在20年前首次提出，要明確定義稅率以設立保險防範極端不平等狀況時，它是一個好主意，而事到如今，則成為了一個更加迫切的想法。倘若要獲取人工智能的益處，我們便必須為財富和收入差距的潛在災難性擴大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