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評級與氣候亂局

馬爾代夫陽光普照的珊瑚島礁，正面臨生存危機。由於該國80％的人口都生活在僅高於海平面1米的區域，氣候變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可能令許多島嶼變得不再宜居，致使50萬人在本世紀末被迫移居別處。從復原珊瑚礁生態，到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馬爾代夫人正借助一系列創新適應措施，應對這一威脅。但掙扎求存所付出的代價相當沉重。

馬爾代夫的大部分收入來自高端旅遊業，因此也和其他許多國家同樣，遭遇新冠疫情的嚴重打擊——大量跨國旅遊均叫停。但2021年限制放寬後，旅遊業的大幅反彈帶動了該國的強勁經濟復甦，甚至有望在2023年恢復至疫情前的增長狀態。

然而這一復甦卻被連續兩次信用評級被下調打斷——首先是穆迪，然後是惠譽，致使其借貸成本急劇上升。馬爾代夫在2021年發行的最後一批債券，票面利率為9.875厘，收益率為10.5厘。但自那以後，債券收益率逐步上升至超過20厘的水平，反映投資者對更高風險的感知。馬爾代夫事實上已經被國際市場拒之門外，自2021年以後也再沒有發行債券，為自身發展計劃融資。

遭遇這種狀況的不僅是馬爾代夫。16個極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中，有11個在新冠疫情期間最少被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穆迪、惠譽和標準普爾）之一，降低評級或發表負面信用展望。這對它們的經濟發展和氣候適應努力都是災難性的。

將信用評級作為一個國家信用度最終衡量指標的做法，一直都被視為對金融穩定的威脅，尤其是在全球南方。信用降級會產生巨大影響，在國家最脆弱時引發拋售和市場波動。然而信用評級行業本身卻既不透明也不具競爭性。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近期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信用評級，合共下降了125級，而經濟收縮和債務累積速度更快的先進經濟體，僅下降了6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的人員構成，主要來自全球北方，並受該區域管制的事實。

此外，評級決策常常受到意識形態偏見（例如認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定會破壞增長和效率），而不是債務可持續性影響因素（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氣候韌性）的影響。主權信用評估通過環境、社會和管治得分，間接捕捉與氣候相關的風險，但是建立氣候韌性的努力卻被忽視了，儘管後者對債務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

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是全球負債最高的國家之一：它們的公共債務相對GDP比率，在2020年平均為82.5%，並將在2025年前一直保持在70%以上，而氣候變化則是導致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1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氣候脆弱性在過去十年間，將發展中經濟體債務平均成本提高了117個基點，迫使它們多支付了400億美元利息。一些人預測，這一負擔還將在未來十年內增加1460億至1680億美元。

這對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來說，將是災難性的。如果這些國家要保持（字面意義上的）「高於水面」，它們必須能夠投資於可持續增長和發展的各類基礎構件：本國民眾、基礎設施、能源和糧食安全。但是它們的債務償付成本已經非常巨大——遠遠超過借助各類全球協定獲取的有限氣候融資。從2016年到2020年，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獲得了94.2億美元的發展和氣候融資以加強其韌性，同時卻向外部債權人支付了266億美元。

使情況變得更糟的是，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在重組債務方面幾乎沒有什麼選擇——尤其是在信用評級被下調之時。值得注意的是，連那些參與了《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後續債務處理共同框架》的國家，也面臨信用評級下調的威脅。因此迄今為止，只有3個符合條件的國家申請了共同框架下的救助。在國家試圖就自身債務——其中近半來自私人債權人——重新展開談判時降低其信用評級，相當於一次毀滅性打擊，因為這進一步加高了它們與國際信貸市場之間本已高聳的障礙。

安全、繁榮、具有氣候韌性的國家，顯然比那些承受廣泛居民和環境流離失所和損失的不穩定、負債纍纍國家，更有利於世界其他各方——包括私人債權人和先進經濟體政府。如果信用評級還想要保持自身市場晴雨錶的地位，它們就必須是透明的、公平的和具有建設性的。

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為此合情合理地呼籲，在危機期間暫停信用評級。信用評級機構還應該在動盪時期暫停評級的發布，好讓市場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基本面。

信用評級機構的意識形態偏見和透明度缺失，可以通過去中心化或建立區域性或多邊評級機構來解決。它們還應該分享有關氣候風險和適應努力如何融入其評級方法論的指導，尤其是在主權評級方面。

正如美國的信用評級體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通過多德-弗蘭克法進行了改革一樣，信用評級機構必須圍繞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當前面臨的挑戰進行改進。這些國家並非那些氣候危機相關火災和洪水的始作俑者，但卻飽受其困擾，因此應當得到支持而非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