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審判案危險的保密

上月結束的現代互聯網時代規模最大的反壟斷審判，代表着全球最受歡迎的搜尋引擎谷歌，與美國司法部（DOJ）之間的對立。這宗案件令人回想起1990年代司法部針對微軟所提出的里程碑式的訴訟，但卻存在絕大多數訴訟均為閉門進行這樣一個關鍵差異。這種前所未有的保密狀態，意味只有親身出現在法庭的記者和觀察員，才能有限度地了解訴訟程序。

谷歌的公開使命是讓全球都可以接觸資訊。但谷歌在審判期間（該公司被指控非法維持搜索和廣告壟斷）的作為，卻與該信條形成了鮮明對比。它們還開創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即一家私營企業為保護其核心業務和聲譽，說服法院限制透明度和公眾獲取資訊，從而侵蝕了新聞自由，並限制美國和國外媒體報道審判消息。

從一開始，谷歌就竭盡全力讓公眾遠離審判資訊。該公司成功地反對法院提供審判過程的現場錄音，並設法說服法官封存關鍵證人的證詞，稱公開審判可能會暴露商業機密。隨着審判逐步展開，谷歌還對司法部在其網站上發布證據提出質疑，導致該材料整整一周時間從司法部網站上消失。《紐約時報》在其他出版物的支持下提出了一項動議，要求法庭允許記者查閱已經得到承認的審判證據。

正如媒體觀察人士所指出的，或許因為親自出庭代價高昂，導致行業出版物很難報道審判程序。就像廣告專業人士網上資源庫MediaPost一名資深寫手所表述的那樣，「如果這次審判進行串流媒體直播——此舉卻遭谷歌反對——我認為我們都會積極參與。」此外，法庭上為數不多的記者，也面臨巨大的時間壓力，需要報道、核查事實，並將公共記錄與文章聯繫起來。隨着對傳統媒體的信任處於歷史低位，展示而非僅是報道新聞事件，其重要性變得愈來愈明確。

外國媒體的報道也因此受到影響。由於僅有少數財力雄厚的美國出版物有能力報道這次庭審，多數外國媒體，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媒體，別無選擇只能從它們這裏獲得資訊。用英語以外的語言在互聯網上搜尋有關谷歌案件的新聞，可以發現其嚴重依賴彭博、路透社和美聯社等新聞媒體。這削弱了新聞自由的力量，多家媒體以滿足其自身受眾的方式獨立報道新聞事件，是新聞自由所依賴的東西。

與此前的微軟一樣，此次反壟斷審判的後果顯然不僅限於美國境內。鑑於谷歌處理全球90%以上的互聯網搜尋，該公司是極其重要的資訊守門人。谷歌與蘋果和其他高科技企業達成利潤豐厚的商業協議，以確保自身在其設備上擁有預設搜尋引擎地位，這對巴西和南非的影響力不亞於美國國內。事實上，安卓（Android）在發展中國家佔有高得多的市場份額。就搜尋結果所產生的廣告收入而言，美國和國外都使用同樣的工具——可能還有同樣的價格控制策略。

因此，直播審判進程並及時獲取證據，可能極大影響世界各國的新聞自由權利。例如，音訊直播可以使出版物翻譯證詞，並編寫與當地受眾相關的多媒體故事。而這反過來又可能為包括谷歌競爭對手和客戶在內的其他市場參與者，創造有力的鼓勵機制，讓它們公開談論自己與公司的關係。擴大透明度可能會引發對谷歌行為的更多審視——而這恰好解釋了新聞自由的重要意義。

審判期間有公開訊息強調，這是一次被錯失的、向全球公眾展示大型科技公司力量的機會。2021年，谷歌斥資260億美元，成為iPhone等多個瀏覽器和設備的預設搜尋引擎，在對該公司一名證人的盤問中披露了這一事實。另一名谷歌證人在無意中透露，該公司將36%的Safari瀏覽器搜索廣告收入支付給蘋果公司。同樣顯而易見的是，谷歌在提高搜索廣告價格時，幾乎從未面對任何抗拒。

谷歌案預計將於明年宣判，但許多人認為，這將不會是大型科技公司最後一次在美國受審。美司法部已對谷歌再次提出訴訟，將目標對準其連接新聞出版商與廣告商的廣告業務，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最近則起訴亞馬遜，針對其網上零售業務的壟斷行為。法院和司法部糾正谷歌秘密審判所創造的危險先例尚為時未晚。捍衞民主的基本原則——即新聞自由和多樣性——永遠不應在強大的公司利益面前退居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