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區衞生工作者提供補償

全世界最少有600萬名婦女，在社區醫療中心從事無償或報酬極低的勞動，她們通常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其中許多從事社區保健工作。但儘管這是一項應當領取工資的技術性工作，卻只有34個國家為社區衞生工作者提供資格認證、培訓和工資，致使她們中的大多數處於被剝削狀態，進而降低了對患者的服務效率。如果我們真想把「人人享有健康」作為全球優先事項，那就必須改變這種狀況。

社區衞生工作者對於加強國家層面的衞生系統至關重要：事實證明，她們能夠改善孕產婦和兒童健康服務，擴大計劃生育的覆蓋面，支持非傳染性疾病和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只要在那些疾病負擔最重的國家，派駐能夠持續提供30項救生保健服務的社區衞生工作者，便可以每年挽救多達690萬人的生命，同時並將兒童死亡率降低近一半。此外，新冠疫情顯示，即使在巨大的逆境之下，社區衞生項目依然能頑強地提供基本服務。

但這些項目只有在秉承以實證為基礎的最佳實踐服務設計下，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力。這意味要將社區衞生工作者視為需要培訓、提供公平報酬和安全工作條件的專業人士。如果只把她們當作臨時工或廉價勞動力來源，那麼其工作效率就會低於資源充足的同行。

非洲有多達85%的社區衞生人員沒有報酬，而在全球範圍內社區衞生人員的基本藥物，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處於缺貨狀態。筆者的祖國烏干達，醫療衞生人員短缺，因此社區衞生人員挺身而出填補了這一空白。雖然這些工作人員為社區提供了重要服務，執行着許多與其授薪主管相同的任務，但她們的報酬往往很少或根本沒有。

這些通常是有色人種婦女的社區衞生工作者，為何要在缺乏認可或報酬的情況下工作和救人？這顯然也是一個性別權利問題。父權制規範和權力動態，迫使婦女在沒有報酬或低報酬的情況下，從事那些本應享有足夠報酬的工作。例如低收入家庭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婦女，往往將這種無償工作視為一種機會，或許能借此獲得有償工作或手機或自行車等資產。醫療保健領域的無償工作，也能為婦女帶來社會認可。在許多情況下，這會被視為家庭認可婦女從事的光榮工作。因此社區衞生工作者往往會在零碎的有償工作和家庭責任之外，兼顧這些職位。

這些婦女面臨一個難以承受的兩難處境：如果她們放棄作為社區衞生工作者，而去尋找能夠養活自己的全職工作，那麼誰來為她們的社區提供急需的醫療保健服務呢？她們往往會在制度性不平等和傳統性別角色的逼迫下，繼續拼命身兼數職，並在此過程中犧牲了穩定、經濟安全、職業發展和自身福祉。

要糾正這種根深柢固的社會和經濟不公現象，專業的社區衞生工作者必須成為常態而非例外。在最低程度上，社區衞生工作者必須獲得認證，以確保達到一定的標準；獲得有競爭力的薪酬；不斷接受培訓，並得到專職主管的支持；被整合進醫療衞生體系，包括初級衞生保健設施和更廣泛的監測和評估系統。這樣她們便可以積極主動地進行監測，並在無需收取即時醫療服務使用費的情況下看護病人。簡而言之，社區衞生工作者必須有薪酬、有技能、有監督、有後勤。

在被邊緣化和孤立多年之後，社區衞生工作者現在正在組織起來，並建立國內網絡——主要利用數碼技術——以實現這些目標。來自40個國家的逾5000名社區衞生工作者和相關健康組織，透過社區健康影響聯盟（Community Health Impact Coalition）走在一起，將共同的研究和宣傳工作，轉化為國家層面的政策變革。我們的共同使命是，確保包括烏干達在內的所有中低收入國家，都能制定針對專業社區衞生人員的政策。

國際社會必須決定，是否公平地補償那些幾十年來一直支持着中低收入國家衞生體系的人們，還是繼續剝削她們（因為大部分為女性）的勞動力。在這方面的道德選擇是確鑿無疑的。那些將社區衞生工作者專業化並將其整合進強大衞生基礎設施的國家，將最有可能在「人人享有健康」——包括那些提供大部分醫療服務的婦女——方面取得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