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失去的教訓

如今，北半球的秋季例行工作除了是準備流感季，又加上新的新冠變異株。今年是EG.5（別號Eris，古希臘的衝突與不和女神），奧密克戎（Omicron）的一個亞型變種，已經在美國、加拿大和幾個亞洲國家流行。

儘管世界衞生組織已將EG.5確定為「重要變異株」，但它不是主要的公共衞生威脅，因為它是一個亞型變種。這個思路認為，新冠已經消退：疫苗奏效，世界某些地區已經實現了群體免疫，這使感染率以及隨之而來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從2021年和2022年的高峰下降。但這是顯示我們的應對成功了，還是我們只是幸運？

誠然，科學界被動員起來，在創紀錄的時間內開發了檢測、疫苗和其他治療方法。但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況下，新冠也不像過去的瘟疫那樣具有毒性或致命性。而且更重要的是，科學的靈光並沒有伴隨着全球管理創新。

事實上，追蹤新變異株已變得困難，因為許多國家已經減少或停止了對新冠疑似病例的監測和廣泛檢測。在公共場所戴口罩和其他預防措施已成為例外。這引發了幾個突出的「如果」。如果在某個低收入國家出現致命變異株怎辦？在低收入國家，其中不到40%的人口接種了最少一劑疫苗。如果富裕國家過早放鬆警惕怎麼辦？以及，也許最重要的是，如果一種新病毒引起另一場大流行怎麼辦？

「下一個」必然會到來，屆時我們未能加強創新管理的失敗，將變得顯而易見。即使在新冠大流行期間，我們也一再錯過利用科學突破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機會。

2020年10月，印度和南非請求暫時豁免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財產權協定》（TRIPS）的規定，以使疫苗和治療方法能夠在發展中國家快速生產和分發。儘管得到了美國（最少在原則上）和其他數十個國家的支持，但最終於2022年6月達成的協議，與最初願景相去甚遠。與此同時，本應通過TRIPS豁免防止的情況已經發生，暴露了當前系統的斷層線。

與私營範疇在難以置信的困難中承擔風險的行業說法相反，疫苗開發是一項通過公私合作實現的長期努力。實現mRNA疫苗的大部分基礎研究，幾十年來一直由公共資助，主要是美國、英國和歐盟國家。額外的公共資金加速了對新冠疫苗的研究，而數百萬劑疫苗的事先預訂，以及臨床試驗成本和程序的減少，在藥物製造商補貼機制的基礎上錦上添花。當第一批新冠疫苗出現在西方時，大型製藥公司的生產風險已大大降低，從而造成了「全球疫苗不平等的巨大災難」。

製藥公司利用其寡頭壟斷權力，在保密的掩護下，為股東談判最好的交易。例如，南非為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支付的價格，是歐盟價格的兩倍多，儘管其人均收入只有歐盟的五分之一左右。摩德納（Mordena）捲入了與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的新冠疫苗專利糾紛，NIH認為其3名研究人員必須被列為共同發明人。即使是現在，許多非洲國家的疫苗供應也嚴重不足，為協調檢測工具、疫苗和治療方法的公平分配而設立的獲取x新冠工具加速計劃，面臨2.47億美元的資金缺口。

此外，新冠只是公共衞生領域的一部分。非洲聯盟設定了到2040年，通過區域生產滿足非洲60%疫苗總需求的目標。但即使是這個適度的目標，也嚴重依賴外國資金，並面臨已融入當前創新和知識產權制度的障礙。

即將進行的一種大有前途的結核病疫苗試驗——由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威康信託基金會（Wellcome Trust）資助——突顯了蓋茨基金會與疫苗開發商葛蘭素史克之間的模糊商業安排。（蓋茨基金會長期以來一直倡議藥物的專有權，據稱說服了牛津大學研究人員與生物技術公司阿斯利康合作，不為其新冠疫苗提供非排他性、免授權的許可證）。

這很重要，原因有很多，尤其是因為用於提高疫苗功效的AS01佐劑——將由葛蘭素史克將提供——對其他藥物具有巨大的潛力。其成分之一QS-21已被智利的土著人民種植了幾個世紀，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即這些人群如何從分子的藥物貨幣化中受惠（如果有的話）。

國際社會已經展示了利用科學和創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能力。試想50年前，當饑餓和營養不良成為議程的重中之重時，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基金會聯合起來資助綠色革命和CGIAR。CGIAR是一個全球農業研究中心網絡，在糧食和農業技術和政策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但顯然，目前的管理結構已不再適合目的。試想，如果一個創新者要推出一種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解決方案。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國際社會很難鼓勵其迅速和全面地採用，其他表現出正外部性的創新也是如此。

有人說，浪費危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就目前情況而言，我們基本上是浪費了（尚未結束的）當前危機，並將面臨下一次健康危機。鑑於創新和知識產權制度基本保持不變，我們將不得不指望再次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