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率浮動五十年

50年前（1973年）的這個3月，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固定滙率安排被拋棄，幾個全球主要貨幣——包括美元、英鎊、日圓和德國馬克——被允許浮動。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該體系的消亡是政策的失敗。但從固定滙率到靈活滙率的轉變，或許是無可避免的。

1944年在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設計的國際貨幣體系，協助奠定了戰後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在接下來被法國人稱為「黃金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的那30年間，該體系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和前所未有的繁榮。但其實布雷頓森林體系原本只計劃運作一年左右。

雖然誕生於1944年，但布雷頓森林體系直到1958年才開始全面運作——當時西歐國家已經復原到了可將本國貨幣與美元互兌的程度。而就在第二年（1959年），外國人持有的美元債務總額，已經與美國貨幣當局持有的黃金儲備等值。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意識到，美元作為全球唯一事實儲備貨幣的內在矛盾。他預測，對美元不斷增長的國際需求，將迫使美國不斷出現國際收支赤字，直到投資者無可避免地對美元失去信心，致使該系統崩潰。這一見解後來被稱為「特里芬兩難困境」。

事實證明，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的通脹式財政和貨幣擴張之下，美元負債增速在1965年後逐漸加快。這個體系變得愈來愈繃緊，直到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不再允許其他政府將手中美元兌換成黃金。兩年後全球各大主要貨幣便永遠擺脫了束縛。新的浮動體系在1973年展現出其價值，當時貨幣貶值協助日本等石油進口國抵禦阿拉伯石油禁運的衝擊。

向滙率靈活性的轉變，在1973年後繼續進行。起初仍有大量較小型貨幣與美元掛鈎，但在隨後幾十年間愈來愈多的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擺脫了目標滙率，轉向更大的靈活性。

每一種滙率制度都涉及穩定性和靈活性之間的權衡。一方面，固定滙率通過最大限度地減少滙率風險和交易成本，以促進貿易和投資，為貨幣政策提供了一個名義錨，同時提供保護以防止貨幣戰爭和投機性泡沫。另一方面，浮動滙率使中央銀行能夠獨立於其他國家，制定自身貨幣政策，還允許政府對貿易衝擊進行調整、保留鑄幣稅、作為國內金融機構的最後貸款人，並避免有時困擾滙率掛鈎國的投機性攻擊。在固定滙率和自由浮動這兩個極端之間，還存在許多中間選項，包括滙率目標區、貨幣籃子、爬行釘住滙率制、豁免條款和系統管理浮動滙率。

在過去50年間，許多國家已經認定浮動滙率的好處超過了固定滙率的優勢。雖說這種轉向靈活性趨勢在一些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的國家——在1980年代重新啟用滙率目標，作為馴服高通脹手段時暫時有所逆轉，但在1994年後又恢復了（當時墨西哥被迫採用了更為靈活的滙率），隨後泰國、韓國、印尼、俄羅斯、巴西、阿根廷，土耳其和其他國家，也相繼採用了這種滙率。

雖然大多數主要貨幣的浮動相對自由，但在其滙率極端波動時也不時會引發政府干預。一個典型例子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當時法國、西德、日本，英國和美國聯手干預外滙市場，將一直飆升的美元拉回地面。但1995年後干預卻變得不那麼常見了。

從2003年開始對「不公平」貨幣操縱的擔憂開始蔓延。在過去20年裏，美國政界一直擔心，中國會通過出售人民幣和買入美元，以壓低本國貨幣滙率。2010至2011年巴西官員指摘美國和日本，故意操縱各自的貨幣，並創造了「貨幣戰爭」這個富有創意的新詞語，以描述競爭性貶值。

但在發達國家中，上一次為降低貨幣價值而進行的重大外滙干預，是七國集團為協助日本應對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及海嘯的影響，而進行的聯合努力。2013年2月七國集團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發誓，不進行競爭性貶值，這個鮮為人知的協議一直保持着。甚至中國也早在2014年便不再抗拒其貨幣升值。

最近對貨幣戰爭的擔憂，已經被對「反向貨幣戰爭」的焦慮所取代。由於許多國家更關注對抗通脹而非控制貿易赤字，因此競相提高利率以促使本國貨幣升值，而不是設法保持貨幣低估值狀態。一些國家對2021年3月以來美元走強約14%感到不滿。

有一些人仍然懷念戰後的貨幣體系，甚至是一次大戰前的金本位。但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沉沒，並不是一場泰坦尼克號式（Titanic）的貨幣災難。相反，正如過去半個世紀所顯示的那樣，它標誌着一個更新且更好體系的誕生——縱使經濟大洋滿布驚濤駭浪，卻能保持不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