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代表自由？

共和黨長期以來將自身包裹在美國國旗內，以「自由」捍衞者自居。它認為個人應當可以自由攜帶槍枝、發表仇恨言論、抗拒接種疫苗和佩戴口罩，而企業也應該享有同等待遇。即使這些企業的活動破壞了地球，且永久性地改變了氣候，也應該相信「自由市場」能解決相關問題。即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活動會使整個經濟崩潰，還是要把它們從監管中「解放」出來。

在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和加速氣候危機之後，這種自由的概念很顯然對現代世界來說過於粗糙和簡單化了。那些仍然擁護它的人若不是麻木不仁，便是借此牟利。正如二十世紀偉大的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所說：「狼的自由往往意味羊的死亡」，或者換種說法：某些人的自由就是其他人的不自由。

在美國，持槍的自由是以犧牲上學或購物而不被槍殺的自由為代價的。數以千計的無辜者，其中許多是兒童，喪失了生命，以讓這種特殊的自由能夠存在。數百萬人失去了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認為極其重要的東西——免於恐懼的自由。

在一個社會中沒有絕對自由這回事。不同的自由必須相互制衡，任何典型美國人之間的理性討論（指沒有被政治活動家和特殊利益集團把持的討論），都會無可避免地得出結論：擁有AR-15步槍的權利，並不比其他人的生存權更「神聖」。

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有無數種方式可以讓一個人的行為傷害到他人而無需承擔任何後果。社交媒體平台不斷用虛假資訊和明知會造成傷害（尤其是對青春期女孩）的內容，污染我們的「資訊生態系統」。雖然這些平台都自稱是傳播已有資訊的中立渠道，但它們的演算法卻在積極推廣一種對社會有害的東西。然而它們根本無需付出任何代價，還能每年收取數十億美元的利潤。

美國的眾多科技巨頭，在一項1990年代的法律保護下免於承擔責任，而該法律本是為了推動未成熟數碼經濟的創新。美國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審議一宗涉及該法律的案件，而世界其他國家也在質疑，是否能讓網絡平台無需對其行為負責。

對經濟學家來說，衡量自由的一個自然標準是一個人可行之事的範圍。一個人的「機會組合」愈大，他便愈能自由行動。一個身處饑餓邊緣的人——為了生存而做她必須做的事——實際上是沒有自由的。從這個角度看，自由的一個重要維度是實現個人潛力的能力。一個大部分民眾都缺乏這類機會的社會，例如高度貧困和不平等的社會，是算不上真正自由的。

對公共產品（如教育、基礎設施和基礎研究）的投資，可以擴大所有個人的機會組合，並有效提升所有人的自由。但這種投資需要靠納稅支持，而許多人，尤其是在一個崇尚貪婪的社會中的那些，寧願選擇搭順風車，逃避支付自己應當付出的份額。

這是一個典型的集體行動問題。只有通過強制迫使每個人交稅，我們才能產生投資於公共產品所需的收入。幸運的是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被迫違背自身意願為社會投資作貢獻的人，都可能因此而變得更好。他們將生活在一個他們、他們的孩子和其他所有人都擁有更多機會的社會中。在這種情況下強制是實現解放的一個源泉。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長期以來忽視了這些觀點，而是專注於給經濟「鬆綁」，使其得以擺脫那些不討好的法規和企業稅收（其中許多企業從公共支出中獲得了巨大收益）。但如果沒有受過教育的勞動力，沒有執行合約的法治，沒有運輸貨物所需的道路和港口，美國企業將何去何從？

在他們的新書《大神話》（The Big Myth）中，奧列斯基斯（Naomi Oreskes）和康維（Erik M. Conway）展示了商業利益集團是如何想方設法，向美國公眾推銷二戰後幾十年間湧現的堅定反政府、「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願景。而其中關於「自由」的說法是關鍵。工業界的領袖們和他們的學術僕人，系統性地將我們原本複雜的經濟——一個由私人、公共、合作、自願和非牟利企業組成的豐富陣營——重新簡化定義為一個「自由企業」經濟。

在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往農奴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等書中，資本主義被粗暴地等同於自由。這種資本主義願景的核心是剝削的自由。壟斷企業應該有不受約束的權力，以踐踏潛在進入者和壓榨工人，企業應該有自由合謀剝削客戶。然而這樣的社會和經濟，只有在童話世界——或蘭德（Ayn Rand）的小說——中才能被稱為「自由」。無論我們如何稱呼它，它都不是我們應該想要的經濟；它不是一個促進廣泛共享繁榮的經濟；它所讚賞的那種貪婪、物質主義的個人，也不是我們應該想成為的人。

民主黨需要重拾「自由」一詞，正如世界各地的社會民主黨人和自由派那樣——他們的議程才是真正的解放，才是擴大機會，甚至才是創造真正自由的市場。雖然我們迫切需要自由市場，但這首先意味市場要擺脫買方或賣方壟斷的束縛，擺脫大企業通過意識形態神話所累積的不正當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