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締ESG目標的運動毫無意義

當可持續投資運動在幾年前進入主流時，它在試圖說服管理人員和股東，將注意力從短期利潤轉向環境、社會和管理（Environmental, Social & Governance，簡稱ESG）目標時，只遇到了相對較小的阻力。但一場嘗試禁止金融機構遵循ESG準則的反擊運動，最近正在美國逐漸興起。

ESG自身當然存在不少值得質疑之處。一些研究着重指出企業利用其作為公關操作的風險。那些綠色承諾往往最後被證明是缺乏誠意的綠色洗白行為。但即使如此，共和黨領導的禁止私人投資者追求ESG目標行動，卻是受到嚴重誤導。

據報正在為2024年總統大選打穩基礎的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是反ESG保守派戰爭的非正式領導人。「從華爾街銀行到巨額資產管理公司和大型科技企業」，他在去年7月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看到企業精英利用其經濟實力，將他們無法在投票箱中實現的政策強加給整個國家。」在同一場演講中，德桑蒂斯宣布一系列旨在「保護佛羅里達州人民」免受ESG運動影響的立法提案和行政行動，因為ESG運動「威脅到美國經濟的活力和美國人的經濟自由」。

ESG討伐者似乎對投資者被允許歧視槍支製造商和化石燃料企業的可能性尤其感到焦慮。僅在今年首5周，各州議會的共和黨立法者便提出了多達49項立法草案，以阻止銀行和公共僱員退休基金將可持續性標準納入其決策。包括亞利桑那、佛羅里達、愛達荷、印第安納、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密蘇里和北達科他在內的一些州份，已經通過了限制ESG的法案。

聯邦層面的國會保守派也在推動反ESG立法。共和黨參議員布勞恩（Mike Braun）目前正在尋求推翻，美國勞工部在拜登總統任職期間作出的一項決定（這個於今年1月30日生效的決定，允許退休信託人在其風險收益分析中考慮ESG標準），而且已經取得了全體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

雖然州政府有權禁止公共退休基金參考ESG投資標準，但共和黨的運動也將矛頭指向私人銀行和機構投資者。而貝萊德這家全球最大資產管理公司，則成為了最理想的目標。保守派對ESG的攻擊，與經濟自由關係不大，而是與美國的文化戰爭和右翼對「覺醒資本」的過分針對有關。畢竟德桑蒂斯就是那個在2021年利用州政府權力，阻止私人遊輪公司詢問顧客是否接種了新冠疫苗的州長。儘管共和黨長期以來一直宣稱，支持自由市場是其職責所在，但人們愈來愈清楚知道，德桑蒂斯及其黨內同僚其實更在意其他一些東西。

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爭論，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當時羅斯福新政設計師伯爾（Adolf A. Berle）和法學教授多德（E. Merrick Dodd），首次在《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上辯論了這個問題。在1970年發表在《紐約時報》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佛利文（Milton Friedman）提出了一個著名觀點：企業的唯一社會責任是使股東收益最大化。而隨後五十年則是「佛利民學說」盛行的時代。

之後ESG出現了。支持者們提出了兩種論點。第一個是道德上的：企業應該超越股東經濟利益之外，考慮自身決策對勞動者、供應商和當地社區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在此，我會把這個道德問題留給倫理學家判斷。

另一個論點則更多是交易性的：從長遠來看，那些具有良好公民意識的企業，可以通過提高消費者熱情和增進員工士氣，而獲取經濟上的回報。

那麼企業和投資者真的可以「做好事得好報」嗎？這可不一定。有些證據顯示，在公司管理領域的改革（ESG的「G」）確實可以獲得經濟上的回報。例如針對一些國家的研究顯示，如果企業通過要求外部董事參加薪酬委員會，並允許股東對薪酬擁有「發言權」以限制高層薪酬，那麼便將獲得更高的回報和股價。

但在涉及ESG的「E」時就比較難說了。那些加入清潔能源行列的投資者和企業，當然可能獲得巨大的潛在回報。然而我對超出法律要求和政府願意鼓勵範圍，進行保護環境的做法，是否一定能提高利潤率持懷疑態度。

不過經濟價值的問題應該留給金融市場來決定。客戶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購買高環保意識企業出產的產品；勞動者可以選擇是否要為有社會責任感的僱主更賣力工作；投資者可以決定從長遠來看堅持ESG的做法是否可以獲利。

歸根究底，ESG並不能取代精心設計的政府監管——在這一點上佛利民是對的。另一方面，如果私人投資者或企業決定要追求ESG目標，那麼政治家就不該插手。這就是它被稱為自由市場的原因。也許德桑蒂斯和他的共和黨同僚是時候複習一下他們的佛利民學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