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還是大蕭條

我於去年秋天出版的，關於二十世紀經濟史的著作，並不包括章節涉及未來的問題，或「接下來應當採取哪些舉措」，因為我的經常合著者科恩（Stephen S. Cohen）說服了我，讓我相信無論撰寫什麼內容，都會在6個月內成為過時而愚蠢。他其實是對的：這樣的主題最好留待像本篇這樣的評論。因此，如果我撰寫了最後的章節展望未來，我應該說些什麼？

在進入這部分虛幻的文字前，我認為，在歷史絕大部分時間裏，人類在政治管治上過於拙劣，只是精英以武力和欺詐手段為自己聚斂財富和資源。但在1870年，現代經濟增長的火箭點火發射，導致此後每代人的技術能力都翻一番地增長。突然間，我們看似找到了烘出足夠大的經濟蛋糕的方法，讓每個人都能飽腹。如果我們能解決分配和進食這個蛋糕的第二個層次問題，讓每個人都感覺安全、健康和快樂，那麼某種形式的烏托邦便觸手可及。

但有些地方出了問題。在1870至2010年間，人類並沒有疾馳、快跑、慢跑、小跑甚至是走向烏托邦。我們充其量表現得懶懶散散；甚至並不總能朝向正確的方向。本世紀第一個10年，經濟增長的引擎顯然已經開始出現故障。我們不僅不能繼續指望快速增長，而且，氣候變化等撼動文明的全新威脅，也不能不對其作出考慮。

技術取得成功再加上社會組織的失敗，成了1870至2010年重要的敍述內容。2010年之後的重要敍述尚有待書寫，主要因為人類最少在4個方向採取了猶豫不決的步伐。

有人回顧了後二戰時期社會民主「新政秩序」，而上述秩序是盲目相信市場能創造繁榮的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與除財產權利外還強調人類尊嚴和權利重要性的波蘭尼（Karl Polanyi）強迫結合的產物。而迫使兩者結合的是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此人相信技術官僚的經濟管理能力可以維持充分就業，通過增加其時間價值以賦權工人，並通過低利率令靠放款利息生活的人安樂死。

但事實證明，這種制度在1970年代末不可持續。它再也無法得到世界多數民主國家的長久支持，同時其「福特主義」規模製造的基礎也開始瓦解。世界經濟正轉向全球價值鏈，進而最終轉向目前由資訊驅動的生產模式。今天談論復興新政，就好像1690年有人呼籲恢復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統治下所盛行的十一世紀封建秩序。

與此同時，其他人則將目光投向了繼社會民主之後出現的新自由主義秩序，並加倍努力朝這方向走。例如，英國從2000年代末開啟了這一風潮，當時的自由民主黨領袖克萊格（Nick Clegg）決定，其政黨目的是說服不喜歡保守黨的選民支持保守黨執政。隨後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和財相歐思邦（George Osborne）所領導的重振活力的新自由主義——更遑論卓慧思（Liz Trus）和關浩霆（Kwasi Kwarteng）不久前所進行的荒唐實驗——對絕對經濟增長影響甚微，同時對朝此方向發展提出了強烈的警告。

喚起種族民族主義精神是第三個選項。支持這一方向的主要宣導者認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缺陷，與其說是物質匱乏，倒不如說受外來者和在民族血液和土壤中缺乏足夠深厚根基者影響所造成的道德淪喪：這些人包括移民、乞丐、懶人、離經叛道者、漂泊的世界主義者，及其他邪惡勢力。毋庸贅言，無論從道德抑或經濟政策的角度，這類方案都鮮有可取之處。

解決自1870年以來一直缺位，或者至少在逐漸走向衰弱的問題的方案，構成了第四個選項。人們可以放棄實現烏托邦目標，而返回圍繞精英定位社會的軌道上——無論是盜賊、財閥、政黨領袖，抑或是上述群體的某種組合——這些人專注於借助武力和欺詐，為自己的巢穴鋪滿羽毛。強者將會為所欲為，而弱者則將默默承受。如果沿這條路走下去，最接近「美好社會」的便是利用資訊時代的嶄新工具，溫和地制定一套贏家通吃的等級制度，而不是像過去般的殘酷。

上述所有選項都不太可能帶來改善，有些甚至是不可行。新自由主義的大問題是，它導致社會缺乏長期投資，不論是提高生產力的技術，還是佔社會絕大多數的民眾。社會民主的問題是，多數民眾並不願成為政府福利的被動接受者；相反，他們希望擁有社會實力，從不斷做大的蛋糕中分到（自己應得的）一杯羹。

認為仍有可能對上述因素進行有益和有效的組合是不是一種幻想？或者我只是一頭老牛，終其職業生涯都在搜尋這樣一種組合？由於現有的替代方案，我認為，除繼續朝原來的方向努力奮鬥外，別無其他選擇。像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一樣，我無法作出其他選擇。